“古希腊礼法研究丛编”出版说明

近代以来，西人即便在诗歌戏剧方面也从未“言必称希腊”，但在礼法方面，却往往“言必称罗马”：罗马政制和罗马法的确比古希腊礼法显得更为条理分明，而且也是西方现代制度和法学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城邦政制没有“法理学”（jurisprendence），实际上，在更为根本的政治哲学和法理学方面，古希腊人比发明了res publica这一术语以及juris prudentia这一学科的罗马人有着远为丰厚的思想资源——这或许就是希腊与罗马巨大差异的一种缩影：在具体的实施技巧上，罗马人无与伦比，而在学理的深思明辨方面，希腊人则更胜一筹。

罗马人曾遣使“抄录希腊人的制度、习俗和法律”（李维语），虽非信史，亦属有自。但希腊礼法却远不及罗马法有名，甚至连希腊法律的研究者也怀疑“希腊法律”之说是否成立。其实，古希腊思想家感兴趣的是礼法的来源、依据和目标，而不是“分权”、“监察”、“物权”、“继承”和“诉权”之类具体的礼法问题。以法律为例，在庭审中，普通希腊人往往更多就制度、法理或立法精神展开辩论，看重“正义”和“公平”甚于“真假”和“对错”，更重“城邦的福祉”而非个人的自由。所以，希腊人十分重视礼法所带来的“德性”、“幸福”和“美好生活”——这些更为根本的诉求在现代政治学和法学中几乎踪迹全无矣，正所谓“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商君书·开塞》）。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德治不能取代法治，但离开了法理和德性，法律就变成了单纯的技术，不再有收拾人心、进德修业以求优良生存之鹄的。

与现代法学不同，古希腊法律思想与政治、宗教、哲学和伦理学联系十分紧密，“由最好的人来统治还是由最好的法律来统治更为有利”（《政治学》1286a8-9），诸如此类的元问题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考法学的出发点。古希腊“礼”、“法”密不可分，而法律的兴起与发达，本身就与民主政治互为因果：法律就是民主，或者说法律就是民之“主”。因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的“礼法”就成了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与政治、伦理和宗教交织在一起，所谓“编著之图籍”均可为“法”（韩非语），都是“城邦的纽带”（欧里庇得斯语）。。

近半个世纪以来，古希腊礼法研究在西方学界渐始蓬勃——这才是我们的法学理论界应该与国际接轨的地方之一。编译这套译丛，不为救世，不为解惑，惟求提醒。苟能“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则有益于我们远离空疏的自大和滑稽的空想。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戌组

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