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集”出版说明

直到晚年，施特劳斯心里还挂记着莱辛。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这样写到：“我还可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对我的好学生强调莱辛，在适当的场合说出我受益于莱辛的东西”。[1]果然，在与老同学克莱因（Jacob Klein）一起面对学生们的对谈中，施特劳斯说了下面这番话：

为了获得独立的见解，我开始重新研习［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在这方面，莱辛对我很有帮助，尤其是他的神学著作，其中一些著作的标题便令人生畏。顺便说一句，就我所懂得的哲学主题来说，莱辛也是唯一写作生动对话的作家。那时，莱辛的著作我常不离身，我从莱辛那里学到的，多于我当时所知道的。[2]

在德语的古典文人中，莱辛算歌德和席勒的前辈，但在文化界的流俗名气却远远不及两位后辈；惟有在少数心里有数的大哲人、学者甚至政治家那里，莱辛的文字及其历史意义不是歌德和席勒可比的（尼采就如此认为，参见《善恶的彼岸》，28条）。在汉语学界，莱辛以德语古典文学家、戏剧批评家和启蒙思想家身份闻名，《拉奥孔》、《汉堡剧评》、《莱辛寓言》以及剧作《嘉洛蒂》都已经有汉译本。不过，显然不能以为，我们对莱辛的认识已经差不多了。翻阅一下莱辛全集就可以看到，莱辛的写作实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如果要确定身份，莱辛不仅是剧作家（传承莎士比亚传统）、诗人、评论家（有大量书评），也是哲人、神学家、古文史学家──诚如施特劳斯所言，莱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集哲人和学者迥然相异的品质于一身”。[3]

当今学界──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仍然置身于启蒙问题的阴影中，莱辛的写作对我们来说之所以尤其重要，首先是因为我们迄今没有从启蒙问题中脱身。巴特和施特劳斯在说到莱辛时，不约而同将他与卢梭相提并论，以至于让人感觉到，莱辛仿佛德国的卢梭。与卢梭一样，莱辛置身启蒙运动的时代潮流，一方面伸张启蒙理性，另一方面又恪守古典的写作方式──虽然风格相当不同，他们都竭力修补传统和谐社会因启蒙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裂痕。卢梭声名在思想史上如雷贯耳，莱辛却少见被人们提起。其实，对于现代民主（市民）社会问题的预见，莱辛并不比卢梭眼力差，对纠缠着二十世纪的诸多政治－宗教－教育问题，按施特劳斯的看法，亦有超乎卢梭的深刻洞察。莱辛以一个公开的启蒙知识人身份审慎地与启蒙运动保持苏格拉底式的距离，表面上迎合启蒙思潮却自己心里有数，以绝妙的写作技艺提醒启蒙运动中的知识人心里搞清楚自己是谁、究竟在干什么——对身处后现代文化处境中的我们来说，莱辛肯定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前辈。

除身前发表的作品外，莱辛还留下大量遗稿。莱辛全集的编辑始于十九世纪，但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有较为令人满意的进展（Paul Rilla主编，Lessing Gesammelte Werke，Berlin：Aufbau，1954－1958；1968第二版；Gerhard Fricke主编，Lessing Werke，Leipzig：Reclam 1955）。晚近刚刚出齐的Wilfried Barner / Klaus Bohnen编，Lessing Werke und Briefe in 12 Bänden（Frankfurt/Main 1985-2003）含所有书信和未刊文稿，校刊精审、笺注详实、印制精良，在现有各种莱辛全集版本中堪称最佳。遗憾的是，我国德语学界还没有心力和能力来承担莱辛全集的汉译使命。

德国坊间还流行好几种莱辛文集，Herbert G. Göpfert主编的八卷本文集（Werke，Frankfurt/Main 1970－1978；1996新版）晚出，就内容含量而言，几近于全集（不含书信），校刊和注释具佳。即便这样的篇幅，我们目前的翻译力量也难以承受。“莱辛集”除了以笺注体形式更新已有的莱辛要著的旧译外，将集中力量编译迄今尚未有汉译的莱辛要著。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