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现阶段才格外关注沃格林。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史稿》陆续出版时，我就盯上了，2000年初，我已经下决心要组织翻译。《史稿》有如一部宏阔的多幕历史剧，不仅展示了西方文明秩序的历史嬗变与政治观念的关系，还深刻揭示了西方基督教的内在分裂给现代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带来的痼疾，对我们理解中国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历史性相遇极富教益。

《史稿》部头很大，翻译难度也大，找译者难得很。幸好“六点”积极承担了一部分《史稿》的组译，翻译计划才得以推进。尽管如此，翻译进展非常缓慢，到2008年才完成一半，质量也不尽如人意。

你们提到的两部西方政治思想史名作是否真的是我国高校一般会使用的入门教材，恐怕很难说。不过，即便与这两部教材作比较，《史稿》的特色仍然很明显。首先，你们一定已经注意到，在讲述每个历史时段的政治思想之前，《史稿》都会用相当篇幅概述政治史背景，相当于介绍某种政治观念出现的地缘政治语境。我们的大学生对世界政治史的了解非常有限，这对恰切理解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非常不利。

沃格林这样做并不是要表明，历史上的政治观念无不受历史语境的制约，事实上，他更看重历史上的思想者如何对自己面临的政治现实做出智识性反应。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相同的政治处境或事件，不同灵魂品质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同样，即便置身相同的政治现实，思想者的智识反应并不相同。《史稿》更多关注思想的精神品质，从这一意义上讲，《史稿》是一部精神现象学式的政治思想史。

第二，《史稿》所涉及的西方历史上的政治思想要广泛得多，比如说，你们提到的两部教材都没有讲诸如维吉尔这样的诗人或朗格兰的《农夫皮尔斯》这样的诗歌作品的政治思想。我相信，如果我们要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有更为具体的了解，那么，沃格林的《史稿》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求知欲。

第三，《史稿》具有世界文明的比较视野，这尤其难得，我没有见到其他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有这样的视野。比如，在谈到西方的“非政治人”传统时，沃格林提到中国的道家人气质，在谈到中世纪基督教的“军事化修会”时，他又拿日本镰仓幕府时期“武士”阶层的形成做比较，凡此都让人开脑洞，对培养大学生的文明意识很有益。施特劳斯和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明显是为美国的大学生编写的教材，因此你们可以看到关于《联邦党人文集》和潘恩的章节。相比之下，《史稿》更像是为中国的大学生编写的，其中提到中国的地方还真不少。

此外，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对我们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会有吸引力，施特劳斯和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对我们哲学系的学生会有吸引力，而沃格林的《史稿》则对我们文学院和历史系的学生也会有吸引力，他们不会觉得政治思想史与自己的专业不相干，反倒是非常相干。

唯一的遗憾是，《史稿》毕竟是“史稿”，沃格林抽走了其中的好些部分另外成书，留下了一些历史缺口，结构上有时也缺乏平衡，有些人物的篇幅明显太长（比如谢林部分），有些又明显太短。

尽管如此，在我所见过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中，《史稿》仍然算得上最好，不是之一。德国的Henning Ottmann教授编著的4卷本（全9册）《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人的诸开端到我们的世纪》算得上晚近颇为成功的教材，在结构编排、涵盖面、尤其参考文献方面明显胜过《史稿》，但在思想论析方面就完全没法与《史稿》相比，它更像是供人查阅的工具书，而不是激发人们思考的思想史。

好吃偏食有损健康，学习也讲究博采众长，热爱不等于偏爱，有热情就得小心滋生偏见。《政治哲学史》由多人撰写，这种集体编写的方式难免会有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形。再说，《政治哲学史》对大学本科生来说可能难度太大，我们不能指望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本科生会对政治哲学本身感兴趣。《史稿》虽然带有很强的哲学性，毕竟个性化色彩更浓，叙述性更强，至少读起来更引人兴味。

某种不可调和的理念差异的确有，但更多恐怕是思想的关注点不同。施特劳斯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哲人的政治德性品质，沃格林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历史中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观念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我觉得两人的思想关切的动力因素并无不同，因为他们都关切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本症结是什么。

《政治哲学史》是为思考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做准备，《史稿》则是为思考人类文明秩序的根本问题做准备。从现代性危机的问题意识出发重审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嬗变，是《史稿》最为重要的特色。有人可能会说，《史稿》的主观性太强，重述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嬗变时，受现代性问题的牵缠太过明显。但我们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难道不是受同样的问题意识驱动吗？

 沃格林的著作的确比较艰深，即便读者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其实也未必能读懂。沃格林承继了德意志思辨哲学传统，加上他改造化用胡塞尔的现象学，不少晦涩的概念化表述确实难懂。不过，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评价用于他的五卷本《秩序与历史》更合适。《史稿》则不然，哲学品质与史学品质取得了较好的平衡，大部分内容读起来没那么艰涩，对吧。

至于施特劳斯，恐怕不能说他有什么可以向大众传递的显白教诲，他不对大众知识人言说，仅仅对“学人族”言说。在后现代的今天，“学人族”已经大众化，我不觉得施特劳斯的教诲会有什么影响力。

沃格林的《史稿》同样如此，更不用说《秩序与历史》，不必指望它们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何况，这也不是我们翻译沃格林的目的，重要的是对我们自己的影响。比如说，关注西方政治知识人的智识和精神品质的嬗变，是贯穿《史稿》的主线之一。如果你们在阅读时特别留意这条主线，那么，我相信你们对当今现实中的各色政治知识人的辨识能力会大有长进。

这个问题的提法可能得调整一下，否则没法讨论。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对什么是虚无主义的理解加深了吗？你们说的“个体”指谁？这些问题没搞清，“个体是否有望脱离时代的精神危机”的问题就无从谈起，也落不到实处。

要说沃格林的思想以对抗虚无主义为旨归，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对抗实际上具体体现为对抗激进民主伦理或激进启蒙。《史稿》涉及的政治观念到19世纪为止，但即便在论述古希腊罗马或中世纪的政治观念时，沃格林也不时提到20世纪的激进民主政治现象。他对所有这类政治运动深恶痛绝，有时到了不加区分和具体辨识的地步，一律视之为“灵知主义”的结果，有些历史观察过于粗糙，流于简单化。尽管如此，我们需要理解沃格林对西方文明内在失序的深切忧心。

激进民主伦理的形成及其推进是晚近500年来西方政治思想最为基本的特征，后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状况在这方面已经走到了所谓“白左”地步，难道还不够触目惊心？沃格林特别看重16世纪的英格兰政治思想家胡克（1554-1600）的见识，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胡克在英国革命之前就已经看到，“清教徒代表了暴民的反文明性质的反叛”，他们“把大众的恶意集中到既存政府身上”，“把一切因人性脆弱而存在于世间的过错和腐败，统统归咎于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

在沃格林看来，清教式激进民主伦理最终将彻底摧毁西方的文明秩序。正是带着这样的文明忧虑，沃格林花了10年功夫梳理两千多年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嬗变。既然中国的文明秩序同样面临越来越激进的清教式民主伦理的威胁，这样的思想史教材自然更贴近我们自己的纪元。  

 前面说到，《史稿》的中译计划进展缓慢，但5年前我终于下决心组织人力突击完成翻译计划（包括重新校订），并非没有缘由。当时我感觉到有个现象颇为费解：随着改革开放日渐深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唯一的世界大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无不深感“威胁”，而我国知识界的激进民主风气却越来越盛。沃格林用了一生的精力与激进民主精神搏斗，这让我觉得，如果我们熟悉沃格林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深入考察和思考，对我们在政治智识上的成熟可能会有裨益。当然，我指的不是他的满篇晦涩思辨的五卷本《秩序与历史》，而是清通博雅的八卷本《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