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天，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新成立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员，并参与《二十一世纪》编务，负责书评栏，必要时还得做评论员。

刚上任就接到一项评论任务：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亨廷顿（1927-2008）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展望冷战之后的世界历史走向，引发全球热议。《二十一世纪》反应迅速，立即组织翻译这篇文章，将在1993年10月号刊出。

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

我在当年的评论文中写道，既然亨廷顿在文章结尾时宣称，西方国家有必要“维持必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保护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关系中的自身利益”，他又何以可能把国际政治冲突说成是“文明冲突”的体现？[1]

现在看来，必须理解马汉（1840-1914）才能理解亨廷顿。

马汉既是海军军官又是史学家，在他自己看来，其史学成就要远大于军事成就。[2]的确，马汉的史著算得上美国文明意识成熟的历史写照，直到今天仍在养育美国的政治人。[3]

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后不久，有位美国的地缘政治学教授特别安排重印了马汉在1900年出版的《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并撰写了长达60多页（按中译本计算）的“引言”。[4]他这样提醒美国公众：

　　马汉曾预言，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一个逐渐强大的势力，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提出挑战——这种情况在写下这些文字时也许正在发生。（塞姆帕，页59）

这个说法让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美国政治家的历史心态：马汉当时还在“深思熟虑”崛起中的美国如何摆脱“孤立主义”，以便对当时的既存“国际体系提出挑战”，他何以可能预言“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一个逐渐强大的势力，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提出挑战”？可以理解的是，作者所说的“现存的国际体系”指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新秩序”，而这个秩序的建立的确应该溯源到马汉时代。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

直到1990年代，我国知识界才开始关注马汉，他让我们明白：原来，现代世界史是一部争夺海上支配权的历史。[5]但我们若把马汉仅仅看作现代海战史家、军事战略家乃至地缘政治学家，都过于看轻他了。[6]按照亨廷顿的评价，马汉的著述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种族的弦外之音”，属于“历史哲学而非战争哲学”。他甚至“基于道德和宗教的理由”劝美国人相信，战争是上帝指导下的“人类进步过程的工具”，因而其视角“远远超出克劳塞维茨、约米尼以及其他军事著作家”。[7]

这样的评价已经够高了，但恐怕还没有到位。毋宁说，马汉是欧洲现代文明的自觉担纲者，而且是作为一个美国政治人具有这样的文明承担意识：在他身上，欧洲文明的历史命脉开始向太平洋东岸转移。

马汉的成名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成于1890年代初期，人们通常将两书与马汉在10多年后（1905）发表的《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合称为“海权论三部曲”。这种看法虽然流行，而且几成定论，却不幸是错的。与前两部大著构成“海权论三部曲”的是1897年出版的文集《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8]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记叙了从17世纪中叶到英属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结束（1660-1783）的国际海战史，《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描述了马汉心目中的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二阶段（拿破仑战争阶段）的国际海战史（《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属于这一阶段），《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紧随其后。这部文集由8篇文章构成，第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向外看”，明显针对美国立国以来形成的“孤立主义”国家意识。

《美国向外看》原刊1890年12月号的《大西洋月刊》，这提醒我们应该想到，马汉写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军事史学兴趣，而是出于现实政治目的，即呼应“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文明意识的觉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著作记录的“不是我的发展，而是这个国家从1890年到1897年的觉醒过程”（转引自亨廷顿/2017，页247）。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绪论”和“第一章”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两者共同展示了马汉心目中的世界史轮廓（罗马帝国– 大英帝国– 美利坚帝国）。这两个部分与其说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导论，不如说是“海权三部曲”或马汉的海上强国论的导论——更恰切的称呼是马汉的世界史导论。[9]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绪论”从19世纪中叶以来“科学进步”给海上武装力量带来的巨大变革谈起，以18世纪末期的三场海战为例，证明技术进步对海上军事冲突的战略和战术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但若我们仅仅看到这一层，恐怕就读得太浅表了。通过18世纪末期的三场海战，马汉实际上展示的是17世纪以来欧洲的大国更迭，只不过他想要证明，海军实力在大国更迭的博弈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两书中，马汉眼中的“世界性历史时刻”得到充分展开，而在《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的第一篇文章《美国向外看》中我们看到，马汉说“美国已经从梦中醒来”（马汉/1997，页298），“海权三部曲”的世界历史逻辑就这样贯通了。

“海权三部曲”世界史的第三部并非仅仅是《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战胜西班牙后，马汉上校又不失时机地出版了《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这年的历史时间刚好跨入20世纪（1900）。[10]这时，美国不仅已经夺取西班牙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连接处的殖民地菲律宾群岛，还宣布了针对欧洲大国要求中国“门户开放”的申明（西格，页441）。所谓“门户开放”的实际含义是，支配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权力必须对美国“开放”，现有大国不可把美国排除在外。

与马汉在1890年提出“美国向外看”的呼吁联系起来看，我们值得意识到，马汉的成名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虽然记叙的是发生在欧洲的海战史，他心里属意的其实是太平洋西岸。

马汉在《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开篇就显得颇为兴奋，他说，“最近，美国的扩张向前迈出了坚定的一大步。”但他又随即警告，“美国扩张的倡导者也没有预见到向太平洋以外扩张的空间，他们的视野没有超越夏威夷”，这仍然是一种“防御的视角”（马汉/2013，页458-459）。言下之意，美国政治人的视角应该从防御转为进攻：“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马汉竭力宣扬必须从古巴穿过巴拿马（当时这里正在开凿运河）到夏威夷建立一系列基地网”，以便“用主力舰队和靠前部署海军基地支援英国，控制太平洋”。[11]

所谓最近“美国的扩张向前迈出了坚定的一大步”，显然指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群岛。尽管马汉在“美西战争”初期并没有像当时的诸多“帝国主义分子”那样，“把吞并整个菲律宾群岛”同与西班牙在美洲的冲突联系起来，美国夺取菲律宾后，他仍然非常欣喜。他告诉美国公众，门罗主义仅仅禁止美国干涉欧洲大陆事务，“当然不适用于美国对菲律宾和中国的入侵”。到了1902年2月，马汉甚至认为，夺取菲律宾很有必要，这“给美国提供了进入中国的跳板”（西格，页380-382）。

《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

也许正是多亏马汉的教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制定了一项作战计划：直接从夏威夷到菲律宾，接着去攻占中国大陆，之后再去攻占日本”。[12]

马汉并不是在“美西战争”之后才提出“亚洲问题”。《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展望20世纪”，原刊《哈泼新月刊》1897年10月号。在整个文集中，这篇最有看头，其中所展示的对世界文明冲突的看法，即便在今天来看也颇具前瞻性。

马汉赖以“展望20世纪”的历史地平线仍然是：凭靠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工艺的改进和交通运输的大量增长”，欧洲国家以及美国获得了强劲的“外向势头”（out impulse），整个世界的政治面貌正在发生彻底改变。东西方文明在过去“一直相互分离，各自形成自己独立的世界”，如今则因现代海军的出现而不再相互隔绝，反倒“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接近”（马汉/1997，页416）。

基于这样的认识，马汉郑重提醒美国的公众：

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那个或许已被长期拖延的问题将决定性地得到解决：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主导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马汉/1997，页425）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欧洲人站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地缘位置上这样说，而是一个欧洲裔殖民者站在太平洋东岸的美洲陆地上这样说，并且是代表整个基督教欧洲文明说这句话。

马汉在这里所说的“东方文明”不是希罗多德眼中的“东方”，而是希罗多德并不认识的东亚。在马汉看来，即将到来的20世纪最值得注意的世界未来前景是：相互隔绝1500多年的东亚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将在谁“主导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的问题上一决雌雄。

当前，摆在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伟大任务、伟大使命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而不同的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想，完不成使命就得毁灭。（马汉/1997，页425，译文有改动）

我们会对这段话感到惊讶：马汉居然说古老的东方文明“包围着”（surrounded）“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而且“占据数量优势”（outnumbered）。难道中国人、印度人或日本人没有理由说自己被“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civilized Christianity）包围？何况，中国、印度和日本文明虽然相互之间有种种历史的关系，还不至于就是一个整体。马汉把东亚的“东方文明”视为一个整体，可见他自觉承担欧洲文明命运的历史使命感何其强烈。这足以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从军事学的意义上来看待马汉的“海权［扩张］”论，毋宁说，我们更应该在心里反复掂量他所说的“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所面临的“伟大任务、伟大使命”。

马汉紧接着就说，眼下的世界并不完美，欧洲人不能指望“用理想中的完美手段”把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想”，必须借助“强力”（force）为自己赢得时间，并持续“保持强权”（staying power）。毕竟，这个世界还“没有共同标准”，各文明之间的平衡只能靠强权来维持。强权虽然“粗鲁、不完美但并非可鄙的仲裁者”，而且在世界历史上屡试不爽。马汉随即告诉美国公众：世界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是最为彰明较著的史例（马汉/1997，页426）。

一旦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差不多100年前的《展望20世纪》对照起来看，我们便不难发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显得是马汉的那个“被长期拖延的问题”的升级版。

1996，亨廷顿将文章扩展成了专著，其中的第二章题为“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亨廷顿旁征博引，展现了西方各色学人对文明的看法，偏偏没提马汉。难道是疏忽？恐怕未必。马汉的说法有过于明显的“美国扩张”论色彩，在后殖民时代，亨廷顿不便提到马汉，但也不需要提到。毕竟，马汉的美国梦已经实现。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Simon & Schuster，1996）

2012，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特别顾问的国际政治学教授艾利森提出了“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随即名噪一时，引发广泛关注，很快扩展成专书（2017）。[13]其实，亨廷顿在1997年已经明确提出了中美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只不过在当时，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经历转型期，前途未卜，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的预断。即便注意到了，多半也会觉得亨廷顿是在危言耸听。

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半岛战争。同样，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在西方与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14]

　　亨廷顿早就知道，马汉“借助于基督教信条、社会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和民族主义”“详细阐述了美国的昭昭天命这一民间信条”（亨廷顿/2017，页247）。[15]我们是不是应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同样带有这些“主义”，同样“详细阐述了美国的昭昭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