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处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第三个千年之初，是否有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出现？

书中对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进行一手的批判性分析，考察了这个文本以及施米特总体上的国际政治思想可以怎样帮助我们理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崩溃之后国际体系的纪元之变。书中认为，施米特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一块垫脚石，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当今国际社会的秩序和结构危机，因为它对国际关系的历史，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起源、达成及消亡的历史提供了独到的解释。

施米特在他写作的年代已经相信，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空间、政治和法律秩序已经崩塌，因此他强调国家的权利会变弱，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已经出现，全球干涉的自由主义将到处渗透，恐怖主义以及广泛意义上的战争都会发生转型。而这些全都是当今全球政治的核心关注点。

施米特的法律和政治思想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已经引起了沸沸扬扬的争论。本文集收入多篇文章，继续推进这一争论，同时也拓展了争论的范围。此外，他们还借助施米特的思想来反思当今国际政治环境，诸如全球反恐、国际法危机、美国霸权以及后现代战争形式的出现等等。从而，这本书不但激发了对施米特的批判性研究，也鼓励我们要超越施米特的思想。

概要及作者简介

致谢

导论：施米特的国际政治思想

第一单元 施米特的“异端”国际思想

一 施米特的“现实制度主义”

二 地缘政治与大空间政治：从施米特到

卡尔和伯纳姆

三 从人性化战争到人道主义干涉

第二单元 后“9·11 ”时代中的秩序危机

四 全球恐怖主义与永久例外状态

五 游击战、恐怖主义与新的大地法

六 战争、暴力与对政治性的代替

七 越界？

第三单元 寻求新的大地法

八 施米特对单极世界危险的警告

九 帝国概念的重现与施米特思想的影响

十 反对世界一体化：施米特、西方中心论以及自由的全球秩序

十一 欧盟法的演进和施米特的欧洲秩序理论

第四单元 对施米特国际思想的批判性重读

十二 一个没有外部的可怕世界

十三 不安生活的气质

十四 法：词与神话

导论：施米特的国际政治思想【节选】

佩蒂托 撰

在第三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否正在经历新“大地法”（nomos of the earth）的显现？20世纪50年代，施米特以其国际视野完成了影响深远的作品：《欧洲公法的国际法中的大地法》（Der Nomos der Erde im Völkerrecht des Jus Publicum Europaeum）（2003 [1950]）。在欧洲大陆，《大地的法》已被广泛视为施米特智识成果的代表，为中世纪末到冷战之初的国际法变迁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历史叙述。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部国际法的历史，它还给出了另一种相当成熟的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性叙事，描述了常被国际关系领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的现代“国际社会”的产生、成就及解体（参考Bull and Watson 1984）。

施米特在写作时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作为包含在jus publicum Europaeum[欧洲公法]中的空间、政治、法律的全球秩序，经历了重大的秩序坍塌过程，他将这一过程追溯至从19世纪的后几十年到一战开始之时。

在《大地的法》的前言中，施米特掩饰不住惋惜之情，说道：“传统上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在今天已经消逝，正如旧的大地法一样。”（2003：39）同时，施米特预见了从美国霸权式全球干涉主义中产生的诸多危险，国际法的去具体化、普遍化（即成为没有明确空间根基的“秩序”）和国际体系多样性减少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游击战和恐怖主义的发展。他基于这些考虑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以此篇导论为开头的这本关于施米特国际政治思想的书所关心的问题。

这些危险带来的影响从冷战结束就日渐明显，但直到今天，我们才逐渐认为，严肃对待施米特的国际政治思想对理解当下国际形势是有用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实际上，施米特写于魏玛共和国晚期的法律和政治作品已对当今英语世界的法律和政治理论产生了重要且与日俱增的影响，然而，常与欧陆政治思想交锋的施米特“国际政治思想”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关系和政治理论领域共同忽略，尽管施米特最激烈的当代批评者也承认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贡献，认为他是“20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和法律理论家……对战后美国政治思想也发挥了潜在的作用”（Scheuerman 1999：1）。

《大地的法》德文版书影

这种忽略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大地的法》在2003年才被翻译成英文。不仅如此，施米特在20世纪30年代卷入纳粹政府这一事实，也经常成为国际关系领域拒斥施米特的正当理由（Balakrishnan 2000；Schmitt 1950）。

非常有趣的是，相较于政治理论、法学理论和国际法等学科，这种拒斥在国际关系领域持续的时间更长，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揭示了国际关系在何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美国的社会科学”（Hoffman 1977）。但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施米特国际关系思想的“多学科”特质——它涵盖了国际关系、国际法和多国历史，且涉及哲学、政治和法律理论——加剧了这一令人遗憾的忽视。

通过考察作为“异端”的施米特涉及国际关系领域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究这些作品与国际社会中时代性变化间的关系——这些变化产生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坍塌之后——本书旨在针对性地矫正上文提及的那种忽视，并寻求弥补在国际关系和政治理论研究中都存在的空缺。因此这一智识努力有两个主要任务。

第一，把施米特的国际思考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如我们在上文所说，该领域尚未认识到，施米特的作品针对威斯特伐利亚这一国家体系的地缘政治品质和成就提供了重要且有力的分析，而且他的分析与奠定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神话”截然不同（Teschke 2003；Krasner 1999；Schmidt 1998）。基于下文给出的原因，本书认为，对国际关系领域而言，施米特论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起源的作品至少不仅应与经典的现实主义者如卡尔（E.H.Carr）、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阿隆（Raymond Aron）、怀特（Martin Wight）、布尔（Hedley Bull）和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作品地位相似，也应与新近确立地位的沃尔夫（Leonard Woolf）、拉斯基（Harold Laski）等自由主义者的作品平等。换句话说，通过扩展和激发关于施米特思想对国际政治意义的争论，这册书旨在鼓励一种对其全部作品进行整体性反思的研究方向，即不再将其视为国际关系领域的边缘，而是视其为切中了这一学科的核心关切。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承认施米特在国际问题方面的思考，尤其是《大地的法》，是国际关系学科中“失落的经典”。

第二，之所以需要迫切地纠正忽视施米特对国际问题的思考这一现象，除了回应国际关系学科在选择和诠释经典方面存在的重要问题之外，还因为我们需要更深地理解当下国际情势的危机与国际社会规范性结构中发生的划时代变化。这册书的作者们证明，施米特的诸多洞见可以为社会、法律和政治科学的学者们提供一个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平台，有助于他们分析新兴的全球恐怖主义，当下全球“反恐战争”中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合法性危机，美国“帝国性”霸权的出现，以及谋求全球干涉的自由世界主义兴起（Schmitt 2000 [1963]，1996）。

施米特晚年隐居地，他称之为“San Casciano”

但是，如果对于我们来说，紧迫的是理解当下世界的有序或无序、制度性的不稳定和政治暴力，以及我们能够为建立未来和平与正义的国际秩序做些什么，那么，为何要如此注重过去，即注重一部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而且还是半个世纪前写就的历史呢？实际上，我们很有必要为迅速变化的全球社会提供一个可供定位的参照系背景，而这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敏锐的历史感觉。不了解过去，我们就不能读懂现在，更不能构建未来，即使在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不想要我们如此认为。具体而言，我们主张，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任何旨在超出新闻评论层次的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反思，都需要熟悉历史。就此而言，我们忠于一种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并欣然赞成布尔和沃特森（Adam Watson）为《国际社会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一书所撰“导言”中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当然认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只能在历史的视域中得到理解，而且，没有对生成这一研究对象之过去的理解，当前的普遍国际社会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1984：9）

以这种方法论为前提，我们会接着给出施米特关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用他的话说，即“旧的大地法”“欧洲公法”——的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叙述，并在这个意义上把关于施米特国际政治思想的多种解释编入此书。施米特将威斯特伐利亚这一全球秩序构架视为欧洲法律和文明的最高成就，它诞生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共和国”（respublica Christiana）这一前全球性秩序的灰烬中。但到20世纪，欧洲公法已明显解体，新大地法的问题便随之出现。

欧迪瑟乌斯（Louiza Odysseos ）为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著有《共存的主体：国际关系中的他者》（The Subject of Coexistence: Otherness in Inter- national Relations, 2007），并在《欧洲政治理论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国际政治和千禧年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Millennium）上发表论文。她与人合编了《性别化了的国际政治》（Gendering the International, 2002），并且在《莱顿国际法学报》（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6）上设立了“施米特国际理论”的“特别关注”栏目。她最近的研究计划是考察施米特的国际政治作品，将其用于分析“后威斯特法利亚时代”的自由世界主义理论。

佩蒂托（Fabio Petito）在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SOAS）教授国际关系，同时任教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他是伦敦经济学院《千禧年：国际研究学报》（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编辑，同时与人合编《国际关系中的宗教：由放逐到回归》（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2003; 意大利文版, 2006），以及《莱顿国际法学报》上“施米特国际理论”的“特别关注”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