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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完美贤人品格的教育,作为属人卓越性的教育,自由教育就是让自己记起属人的卓越、属人的伟大。

    ——施特劳斯

    克劳塞维茨论现代战争

    On Clausewitz: A Study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deas
    [澳]休·史密斯 著 刘树才 王清彦 译
    华夏出版社
    2022年01月, 416页, 98元
    ISBN: 9787508099804

    内容简介

    本书堪称优秀的《战争论》导读。作者由克劳塞维茨其人和他的生平入手,探究了他创作不朽名著《战争论》的军事和思想背景,系统呈现他关于战争与政治的核心思想。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策的工具、关于“绝对战争”、关于战争中的摩擦与迷雾等观念,以及他思考战争的范式,在今天现代战争已然演变为超现代战争的现实之下仍然有效,尤其能启发我们思考当前俄乌冲突所引发的欧洲和全球危机。

    目录

    中译本前言(刘小枫)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克劳塞维茨的生平和性格

    这两节简要描述克劳塞维茨的生平、性格和主要作品。

    1军人

    2学者


    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战争

    这两节分析克劳塞维茨所在时代的战争和军事变革。

    3论战争

    4论军队


    第三章 《战争论》

    这两节分析《战争论》写作的思想背景和主要结构。

    5《战争论》的思想起源

    6《战争论》


    第四章 战争的层次

    这四节讨论克劳塞维茨眼中战争的不同层次。他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的和人的活动,包含四个层次。

    7作为战斗的战争

    8作为竞赛的战争

    9作为政策工具的战争

    10纯粹战争和现实战争


    第五章 战略

    这三节分析克劳塞维茨所理解的战役,概括了战略的本质、战略的动力学以及成功领帅所需的品质。

    11战略的本质

    12攻防作战

    13指挥


    第六章 理论与实践

    这两节分析克劳塞维茨对战略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14理论

    15实践


    第七章 政治处境

    这三节分析克劳塞维茨如何理解战争的政治背景:国内政治、对外政策的本质和国际政治。

    16政治和国家

    17对外政策

    18国际政治


    第八章《战争论》的现实意义

    这五节结合1831年克劳塞维茨去世后战争的种种发展,并结合种种认为战争已经过时的论点,来审视克劳塞维茨思想的意义。

    19从克劳塞维茨去世至1945年

    20超现代战争

    21反现代战争

    22 1945年之后的现代战争

    23永别了,克劳塞维茨?


    参考书目

    索引

    精彩书摘

    作为政策工具的战争


    “战争并不遵从自身的法则,而必须把它看成其他某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的名字就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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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塞维茨


    为什么冲突双方会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这种竞赛?克劳塞维茨认为,应该视战争为一种手段,服从于国家为自身设定的政治目标。国家的目标不是取得战争胜利,而是胜利带来的东西。战争或许有自身的动力,但战争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在战争之外:“战争有自己的语法,但没有自己的逻辑。”战争“无法自足”,必须被视作“其他某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的名字就是‘政策’”。


    政策与政治


    克劳塞维茨作品中使用的德语Politik一词有两层含义,需要加以区分。第一层意思可能是“政策”(policy),即国家有意识地陈述自己的目标,然后寻找手段实现目标。以此来看,战争是政策的仆人,政策“将战争中巨大的破坏性要素转变为纯粹的工具”。


    Politik的第二层意思指政治(politics),即国家内部及国家间互动的总和。克劳塞维茨对政治的理解范围更广,他认为政治除了政治活动,还包括社会变革、经济关系和时代精神。在此语境下,“战争不只是一种政策行为,还是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活动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这两种视角都很重要:政策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特殊利益,包含着某种选择或主观性要素;而政治更多关乎客观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像权力均衡、可用资源、政府性质之类,这些会限制政策的选择,推动政策向某个方向发展。对手如何确定战争目标并使用资源,既受限于其所处位置的具体特点,也服从于时代精神和时代的普遍特点。


    政治的这层含义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去的战争本质上是有限战争,而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战争已经变成极大规模的破坏。


    克劳塞维茨眼中,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都不占据支配地位,所有要素都需要得到理解。他视战争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决斗”,因为战争的基础不只是“彼此的战斗意愿或欲望,还有战争需要达到的目的。那些目的总是属于更大规模的整体”。


    “战争是政策的工具”观念的发展


    战争是政策的工具,这一理念与克劳塞维茨的关联最为紧密,但也是18世纪常见的观念。早期的克劳塞维茨或更专注于军事活动的重要性、战役的决定性和指挥官的角色,认为政策须遵从军事律令,即必须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抵抗意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渐开始重视政策的作用。最终他认为政策优先,政策应排在战争之前而不是之上。


    到1827年,克劳塞维茨已完全将战争的政治目的放在首位。政策不只决定了战争的目标,还解释了战争演化的路径和战事的激烈程度。“战争的原始动机是政治目标,它决定了要实现的军事目标以及需要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另外,政策还会从内部深刻影响战争,并超越敌对的目的:“军事行动演进的主线和被禁止的行动范围都由政治路线决定,政治路线将贯穿整个战争,并延伸进入随后的和平时期。此外没有别的可能,怎么可能有呢?”战争被一只手牵着走,“这只手就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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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是政策的延伸”——克劳塞维茨

    战争是政策的工具或延续,这一观念在《战争论》中还有其他表述。总的来说,克劳塞维茨的表述包含以下重要要素:


    首先,诉诸战争是政策可用的额外工具,战争并未取代政策或降低政策的地位。克劳塞维茨的意思很清晰:使用武力不是代替政策,而是政策的补充。战争总是一种延续,而不是一种替代;战争有可能代替两国正式交往意义上的外交,但战争和外交都服从于政策。“所以,战争行为从其大致轮廓来看,是政策本身,它以剑代笔。”诉诸战争仅仅是选择了“一种通过决战而不是发送外交文书的方式来实施的政策”。对国家来说,战争只是“表达思想的另一种方式,是言说或写作的另一种形式”。


    第二,冲突之时外交仍然继续,政治关系依然存在。克劳塞维茨明确说道:“人们很容易假设,战争终止了政治交往,并进入一种没有法律制约、只服从自身法则的全新状态。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战争不过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战争本身并不会终止政治交往,也不会把政治交往改变成变成某种全新的东西。本质上,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交往都将继续存在。”敌对双方间的政治交往不会结束,战争只是成了双方政治关系的一部分。


    第三,这一公式并未区分战争在实践中是政策的延续,还是战争在理论上应该是政策的延续。按照定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条件的结果,但在实践中战争有可能不是政策的延续。克劳塞维茨知道,战争爆发之初可能并没有特定的目标,可能逃过了政府的控制或没有得到恰当的管理。他的意图很明确,国家“应该”把战争看成政策的工具。这样将分析和信条杂糅的做法符合当时的思维方式,后者并不截然区分“实然”(is)与“应然”(ought),就像现代哲学所要求的那样。克劳塞维茨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关心的是物的天然潜能(natural potential)或物的目的(telos)——依其本性,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将战争变成它的工具。


    战争的发动


    战争的直接起源是一些政策问题,然而,只有在一国采取行动反抗另一国时,事实上的战争才算开始。进攻者天然地更喜欢对方束手就擒:“进攻者是天然的和平爱好者(就像拿破仑一直宣称的那样),他更喜欢不费一兵一卒占领整个国家。为了防止他这么做,我们必须愿意战斗且为战斗做好准备。”


    因此,实际上是防御方发起了战争,“防御方最先发起了真正符合战争概念的行动”。“本质上,战争的概念并非伴随着进攻而来,因为进攻的终极目标不是作战,而是占有。战争的概念源自防御,因为它将战斗看成直接目标。”


    用政治术语来理解,战争中一个国家寻求改变,另一个国家则捍卫既有的地位。“从政治上来看,只可能有一方是进攻者;假如双方都尝试自卫,战争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弱者,那些很可能需要防守的人,才应该随时武装起来以免被人征服”。简言之,“战争从属于防御者的目的,而不是进攻者的”——需要明确的是,“进攻者”一词在克劳塞维茨的年代还没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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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包含各种类型:从最大规模的暴力,到最微不足道的武力暗示。像“消灭型战争”这类重大目标,自然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但当利害关系不大时,“简单的武装侦察”就足够了。不管其中利害多大,战争都应该被视为政治的工具。第一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国家有能力准确决定是主动宣战还是被动应战。国家领袖可能误判形势,尤其可能低估实现目标需要付出的努力,这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但也很常见。


    例如,克劳塞维茨同时代的政治领导人就未认识到与法国作战的本质。他们简单地认为此时需要的是“外交式战争”,其思维也局限于以有限目标为诉求的有限战争范式。“在1805、1806、1809年,人们本可以认识到总体的毁灭是可能的——这一点其实就在他们眼前明摆着……然而,他们没能充分改变心态……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战争的变革尚未被历史充分地揭示出来。”他们没有察觉到关于战争新潜力的迹象,而选择了“习惯性的方式”去回应,这明显是政治判断上的失误。


    克劳塞维茨就此提出一个问题:若从单纯的军事视角去看战争,能够让人找出并纠正这些错误吗?答案很明显:不能。一位“深思熟虑的战略家”或许可以理解各种事件甚至预见其影响,但“单纯依靠他的推理行事是根本不可能的”(609)。制定政策除了需要军事分析外,还需要政治抉择。


    政治误判还可以解释一个事实,即战争有时会由缺少足够军事实力的国家发动。按照理性这不可能发生,但现实中却真实存在。


    控制作为工具的战争


    战争作为一种政策工具,除了服从政治目标外,还要服从政策制定者的掌控。理想状态下,战争可以对政策的任何要求做出及时而彻底的回应,同时战争作为被动的工具,还不能影响目标的设定。可是,由于战争是激烈的动态对抗,这只能存在于单纯的理论层面。在实践中,任何时候想要控制战争,都需要持续的警醒和努力,因为暴力绝不是一种惰性元素。


    因此,政策将渗透到所有的军事行动中,并在后者的暴力性质所允许的范围内持续地影响后者。


    因此,战争不但是一个钝的工具,还是不稳定的工具,任何时候若要诉诸战争,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第一,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复杂的,国家不能自以为能预知战争的过程和结果:“战争的暴力不是那种一次性的爆炸,而是无法同步或达到同一标准的各种力量的效果。”要想准确评估一场战争会如何变化,不能只凭“严格且有方, , , , 法的研究”,还需要“天才的直觉”。这种天才的直觉有赖于各种复杂的要素,包括力量对比、可用资源、相关民族的特性、军队的精神气质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同情以及战争对这些国家可能造成的影响”。“波拿巴说,就连, 牛顿自己也会在战争可能提出的代数问题面前望而却步,这话很对”。


    第二,政府必须考虑一个事实,即战争有自己的动力机制,它会影响甚至改变战争开始时设定的目标。战争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一系列决定,每个决定都会受到之前决定的限制。尽管战争最初的目标必须牢记不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目标是专断的。政治目标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它所选择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目标可能会发生剧变”。需要再次重申:


    最初的政治目的在战争中可能变化很大,可能最后完全改变,因为它会受到事件及其可能后果的影响。


    在一部关于1799年战役的作品中,克劳塞维茨清晰描述了战争中手段和目的的相互依存:


    在战争中,目的和手段之间持久的交互关系胜于其他任何领域。不管政治目的多么有效地指明了事件最初的方向,战争这种手段都绝不能被视为死的工具。从战争的鲜活性中可以生发出一千种新的动机,它们可能比最初的政治考量更重要、更具主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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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存在成本上升甚至超过收益的可能性。为了避免得不偿失,必须采取“如下原则:不投入过多兵力,不设置过高的目标,只要能够实现其政治目的便足矣”。此时的风险在于“行动与政治要求间的整体比例失调”。在此情形下,就需要改变政策,因为“手段不再与目的相匹配,在大多数情况下,竭尽全力赢得战争的政策会因引发国内问题而失败”。


    很有可能,“参战方消耗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再想打更昂贵的战争,而是想要寻求和平”。然而,国家可不愿意承认力量已经耗尽,“这种事儿都是长期秘而不宣的,甚至有可能永远保密”。政府必须向世界给出其他看起来更可信的理由,来解释为何要放弃战争。


    最后,战争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可能会脱离政府的控制。例如,士兵们的情绪可能会“如此高昂,以至于很难用政治手段控制住”。到了一定程度,政府会发现很难控制或终止敌对情绪,此时战争就已不再是政策的工具。


    克劳塞维茨的现实主义


    克劳塞维茨诉诸战争的观点似乎有些超然,只关心实用主义的计算,并未考虑国际法和国内法、公共舆论和民众的和平诉求等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微妙限制。虽然他意识到战争中的风险和代价,但他似乎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些。克劳塞维茨与他众多的批评者分歧的核心在于现实主义信条:战争是执行国家政策的一种常见和必要的手段,国家必须准备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发动战争,战争一旦开始,就需要以做生意的方式运作。克劳塞维茨的思想预示了19世纪实证主义者的信条,后者认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是至高无上的主权国家的特权。如果说他对正义战争思想有所贡献,那他的贡献并不在于确立战争的正当性,而是在审慎的义务上,即国家有义务在决策时运用理性。


    因为战争不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是纯粹被动的工具,而是复杂和不确定的,有许多固有的问题:很难评估成本和收益,存在非预期的后果,敌对升级会影响政治目标,可能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仍然无法达成目标,等等。因此,必须仔细考虑发动战争的所有影响:


    没有哪个神智正常的人应该发动战争,除非他首先弄清楚这场战争要实现什么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战争。前者是政治目标,后者是军事目标。


    另外,战争的可能性越大,就越需要审慎,“越需要不想好最后一步,就不迈出第一步”。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应该是政策的继续。也就是说,考虑到审慎和国家利益,政治家应该把战争视作实现目的的手段,并尽可能地依照理性行事。因此,战争是政策的工具,此乃应当追求的理想,要让战争服从于政治指引和理性控制,从而实现这一理想。正因为战争是危险且很难驾驭的工具,所以需要尊奉的信条。参与战争的人是否真的把战争视为政策的工具,以及实践中是否成功实施,这很难说。事实是,有时战争可能并未以理性的方式进行,有时冲突过程失控,对此克劳塞维茨表示遗憾。但这些真实存在的可能性,恰恰强化而非弱化了信条存在的必要性。

    作者简介

    休•史密斯(Hugh Smith):在澳大利亚担任军官学员教官三十多年;澳大利亚国防研究中心创会理事;国防科学院、南威尔士大学、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等多家研究机构研究员;与人合编《太平洋制海权》,并独立编有《战略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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