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收录的柏拉图研究《<克力同>中的守法与正义》，以及研究莎士比亚研究《<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人问题》，沿袭了“经典与解释”丛书细读经典文本的惯例。“思想史发微”收入两篇经学研究文章，一篇讨论康乾时期官方在《春秋》的经史性质及夷夏观念上与胡安国《春秋传》的分歧，认为分歧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清廷维护政治统治的考虑。另一篇讨论乾隆间所编经学书籍《御纂诗义折中》在立意上与康熙时期不同，其中体现出浓厚的“四书学”特色。

另“旧文新刊”收入台湾学者程元敏的旧文《<尚书•周诰•梓材>篇义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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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斯威夫特与疯狂的现代性（节选）

对于斯威夫特来说，随着商业印刷文化的空前繁荣，思想的能力达到了可怕的顶点——它创造了一个无虚构的幻象世界，建构了一个无模仿的世界，用表面上完美、逼真的模仿魔法抹去了“像”（like）。在这场“整合”（consolidation）中，起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本文将着重介绍一些对本次讨论不可或缺的因素。印刷机暗示了一个语言的世界，一个思想的宇宙，被单一的技术空间包裹。也可以称之为“还原”：语言被还原为一个封闭的、可互换的部分；知识由文本（物质对象）组成，文本本身也由可互换的文字混排、重组创作而成。

17世纪末的“印刷文化”已发展成一门繁荣的商业活动，通过印刷手段，印刷品的商业地位得到极快提升。印刷是最早使用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技术之一，印刷品呈现出一致的图样，相同的物质材料凸显了商品具有等价性和可交易性。和文本对象一样，甚至作者也冒着很大的风险进入了这个交换活动：发行量越大，贬值幅度越大。斯威夫特曾在他的摘录簿中写道：“保存在柜子里的诗集副本，只给几个朋友看时，它就像一个备受追捧和钦佩的处女；但一经出版，它就像一个普通的妓女，任何人只要花上半个克朗就能买到它。”

印刷使语言具象化成为可能，文字征服了精神。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灵魂、感觉和意义。印刷文本的目标并非交流与传播思想，而是浪费纸张，并终将湮没。哈蒙德（Brean Hammond）曾强调过，“语言物质主义”（linguistic materialism）是现代生活的特征，斯威夫特和他的伙伴斯克里布亚兄弟（Scriblerians）认为这是现代生活的“关键特征”。现代文化的产物一旦被大量印刷，就容易被替代、腐烂、消亡以及“陷入万物的深渊”。因此，在《木桶的故事》中，作者以《致后世君主》为序，极力宣称现代智慧与知识的真实性，反对那些认为它将不复存在的所谓证据。“写那么多书必定用了大包大包的纸，那些纸现在状况如何？它们也能完全被毁灭了么？并且像我所说是突然毁灭了么？对这个令人反感的异议，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相距太远，不适于安排您到厕所、火炉、妓院窗口和肮脏的灯笼那里去眼见为实。书像其作者一样，来到尘世只有一条路，但离开尘世的不归路却有千万条。”

印刷术与从单一技术空间产生的语言和思想宇宙关系紧密，这与现代启蒙思想中广为人知的特征——“封闭系统”（closed system）十分相似。所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揭示了现代性的昏暗前景，认为它最终将走向极权主义：“对于启蒙运动来说，只有那些能够被统一包含的东西，才具有与存在或事件相同的地位；它的理想是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

文献学者肯纳（Hugh Kenner）在他的作品《廊下派喜剧人》（The Stoic Comedians）中，从一种不那么悲观的立场出发，研究了从斯威夫特到乔伊斯等一批作家，探讨他们如何将封闭的启蒙思想体系等同于他们的制作、印刷技术的主要中介。启蒙运动中出现了这么一批人，他们“过分讲究通用语言……这是皇家学会早期的一个项目，曾一度使我们伟大的牛顿犯愁。印刷商统一拼写，采用词典编纂者语言与接纳百科全书派观点，以此让后人享受便利，用可交流的内容形成文字、感情与概念。”

在《木桶的故事》中，正如肯纳所述，斯威夫特之所以不断提到印刷术，是因为它代表并体现了现代性，是“对这本书作为书的戏仿”，“对古腾堡时代弊端的讽刺”，并“利用那个时代提供的技术设备”完成了对现代性的揭露。《木桶的故事》看似由“无名小卒”所写，实际上却由一台“匿名的图书编纂机”完成，它就是一篇在拉加多学院粗制滥造的文章。慧骃们虚构的内容是，根本不存在什么模仿；《木桶的故事》虚构的内容则在于，这个世界只有模仿，只有复制，原作与复制品、人与印刷品之间的差异已经消失。慧骃们缺乏与他者性的关系，因为它们通过抑制模仿消除了差异；“疯狂的现代作家”缺乏自我与他人联系的能力，因为那个自我迷失于模仿的洪流。

斯威夫特的鹅毛笔与墨水谜语（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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