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思想史上，战争与和平的辩证问题一直占据着不同寻常的位置。本辑收录欧洲关于永久和平——尤其是欧洲内部和平可能性的思想史文献及研究，一方面总体性展示自中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和平观的历史沿革，另一方面关注几个代表性个案，如佩恩的“欧洲合众国”构想、根茨针对康德“永久和平论”的异议、1800年前后德意志学人关于“永久和平”的论争等，以这些代表性个案为剖面，加深对战争与和平这一问题的认识。

论题 欧洲历史上的永久和平愿想（刘小枫策划）

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和平观述要（迪茨）

论欧洲目前与未来的和平（佩恩）

论永久的和平（节选）（根茨）

1800年前后德意志学人关于永久和平的论争（迪茨）

永久和平方案中的国际组织模式（阿尔基布吉）

古典作品研究

基尔克果与假名问题（江思图）

思想史发微

美杜莎形象演变的神话逻辑（颜荻）

宗教世俗化与现代民主政制（克朗纳克）

旧文新刊

荀子論禮通釋（羅根澤）

评论

评敏科夫《施特劳斯论科学》（丁宁）

内文试读

关于永久和平的广泛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以至于从来就没有人会觉得这场讨论终会枯竭或沉寂。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显著的思想顶峰：其一是在1796年前后，由个人杰出成就所取得的结果；另一个顶峰是在1800年前后，由德意志艺术家和学者共同努力所取得的结果。这两个思想顶峰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796年，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第二版增补版发表。在这篇文章中，这位来自柯尼斯堡的老者（他已经72岁了）准备以法国为例，探讨那些自1789年以来在全世界都看得到的紧迫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类历史进步的那些新问题和新视角。康德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即在时代意识的一般范围内以及在康德哲学体系的特定范围内。他不是第一个将和平理念与启蒙思想相结合的人（经常有人这么毫无根据地声称），而且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哲学可能达到的最前沿，但这并不是他的功劳（在这方面，他多次被参与讨论的雅各宾派代表“从左翼”超越）。

但是，康德为进一步的创造性思想奠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起点。他非常了解迄今为止关于和平讨论的所有决定性阶段，特别是以圣皮埃尔和卢梭为出发点，以便在思想上将他们建立在自愿原则下的国家联邦这一假设继续展开。基于这种思路，刚刚强势进入欧洲国家政治生活的共和政体就成了康德思考的关键支点。他认为，只有共和制国家才能将国内政策置于外交政策之上，才能建立起不再需要爆发战争的大型国家或人民共和国。然而，在严格的政治领域，康德仍然犹豫不决，甚至前后矛盾。当他谈到“共和政体”时，他想到的宪政目标很可能是君主立宪制而不是议会民主制。

▲康德（1724—1804）与《永久和平》书影，1795 

正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首先发现了康德的这个弱点，并立即将这一弱点作为争论的对象。他最重要的政治论文之一是《试论共和主义的概念》，副标题“缘于康德的文章《永久和平论》”表明了写作的动机。让施莱格尔反感的是，这位曾经把门德尔松称作“万能粉碎机”的人，竟然在他的国家理论中坚持“原罪”的思想（也就是说，人类“本性”所固有的“恶意”），严格限制了“共和主义宪法”，只给公民立法权，而将行政权完全交给君主。施莱格尔在辩论中提出了其他更深远的建议，拒绝可怕的原罪观念，要求资产阶级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最重要的是，施莱格尔赞同被压迫者有权使用革命暴力。他的这种观点接近雅各宾派对民主的理解。

对于康德来说，这样的结论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和意愿。因为按照他的想象，他认为所谓国家就是有的人是“君主”，有的人是“臣民”。另外，他试图借助（革命前）旧的那一套方法机制来应对（革命后）的新问题。康德想根据抽象唯心主义原则来对和平进行哲学思考，他称这一原则为“实践理性”。

在批判哲学的整个体系中，康德认为“实践理性”表明了人类行为的全部规律和范畴。更准确地说，这里的“实践”包括三个辩证的步骤，首先是理性认识，然后根据理性认识进行范畴划分，最后将范畴理解为人类行为的界限。这一思想链中的三个环节都是独立的，但不可避免地会相辅相成，互为必要条件。如果在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将康德的“实践理性”应用到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二律背反中，这种既连贯又抽象、略带感伤和博爱的原则只会带来利益与损失的矛盾纠缠。

“实践理性”不给听天由命或宿命论任何空间，因为所有真正的和平既不是自然状态，也不是上帝的神赐礼物。和平不会自己产生，也不会从天而降到任何人的怀抱。因此，消极被动地等待和平降临，是无用的愚蠢行为。和平只能靠人类创造，由人类带来，由人类实现，由人类建立。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要求理性主体积极发挥能动作用。另一方面，这样的“实践理性”绝非自欺欺人和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人类几千年的实践经验不容忽视，历史进程的客观特性不容违背，不能一味强调理性万能。最终，无论是否有意为之，一切都归结为对“善良意志”近乎盲目的普遍信任，直接突兀地用“善良意志”来考虑整体和实际可能的情况。很显然，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尽管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并不成熟、不平衡、不稳定，充满内在矛盾，但是康德的这一“哲学计划”无疑给他的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论文一经发表就立即引发了广泛讨论，有人支持也有人拒绝，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以及对此的批判反驳。《永久和平论》一定是知识界的日常话题。我们知道，第一、第二版的单行本图书被争相传阅，有的人迫不及待地借过来看或者转赠给他人。我们听说还有人口头讲述这本书，可惜不知道详细内容，更不清楚具体措辞。就连当时熟悉的私人信件中，也能找到一些谈论此书的痕迹，从字里行间就能窥见讨论的广度和深度。关于此次讨论流传下来的材料不多，我们估计，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重要信息，因为都已丢失了。职业评论家协会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也做出了极具特色的反应。协会只是像平常一样发了一篇基于读者信息的中立报告，这在当时的评论界也算普通（例如在1796年3月的《哥塔学人报》）。几乎所有其他的评论都避免使用只做“广告”报道的风格，而是立即参与到快速发展的讨论中，进行各种评判、抨击、辱骂以及批判性发问或予以怀疑。另外，还有两篇国外的评论也是如此论调，一篇由法国的胡贝尔发表在《总汇通报》（巴黎），另一篇由瑞典的霍伊耶尔发表在《文学报》（乌普萨拉）。两篇评论均发表于1796年第一季度。

同样，当时也有很多个人撰写的独立作品对康德的论点快速做出反应，也是分为支持和反对的立场。哲学家弗里斯和克鲁格、法学家胡戈(Hugo)和扎哈里埃等、诗人格莱姆和让·保尔等人明确支持康德的纲领方针并加以发挥。威利迪库斯-霍海姆、格莱欣等鲜为人知的杂文作者在支持和反对之间摇摆不定。但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第一批反对意见。

▲1820年前后保罗教堂内部，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大堂

1797年，姆尔哈尔特作为哥廷根大学的讲师想要讲授康德的“和平计划”，但是大学生们高喊着：“不要和平！不要和平！要战争，要战争！”老师的讲课声被同学们的喊声所淹没，最终不得不中断讲课。面对这起丑闻，姆尔哈尔特奋笔疾书，与一位不知名的人在费舍尔的《德意志月刊》上展开了详细的论争，主要是围绕恩布瑟的小册子所涉及的问题：永久和平的计划究竟是否可行？永久和平的计划“带有人性缺陷、包含邪恶倾向”，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

马尔滕斯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国际法理论，他在引言中指出：“伟大的欧洲国家的人民”可能永远也不会为了维持永久的和平而统一成为“一个普遍的君主制或共和制的政体”。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也不要对此有任何期待”。

但是这些还只是初期的小规模争辩以及拖延式的舌战。到了1797/1798年，雅各宾“左派”论争对手先后对康德的理论立场发起了真正的总攻。尽管这些对手在哲学思考方法以及政治纲领方面存在部分差异，但是海尼希、舒茨和戈尔雷斯等代表人物都一致认为，康德在1795/1796年提出的“永久和平计划”虽然还不错，但是前期准备工作很不充分，现在的关键在于要超越康德的进步思想，挖掘出康德本人从未真正涉及的问题核心：那些被贬低、被侮辱的人究竟如何才能够一下子消除战争及王侯，从而以这种方式实现和平？这些人的讽刺性文章并不总是能够达到康德的形而上学高度，但是他们对社会状况的准确理解和批评远远胜过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