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古典自然法

程志敏

（海南大学社科中心）

自然法理论在古希腊诞生之初本身就是“问题”，即“自然天道”与“人为”之间的冲突，背后体现着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张力。在古典语境中，自然法从属于神法和永恒法。但随着理性地位的上升以及自然观念的狭隘和僵化，自然法与神法和永恒法相分离，人的理性和意志成了自然法的新基础。而古典自然法的基础是具有神性和目的论色彩的宇宙论，因而有着明确的伦理诉求。古典自然法与现代自然法理论的重大分野在于各自的理性观，古典自然法也重视理性的存在论和认识论意义，但并不把理性视为终极原因，因为理性固然重要，却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既可为善，亦能作伥。德性和幸福才是自然法的终极目标，而现代自然法则仅仅重视形式，由此丧失实质性的内涵，“法”变成“权利”，“自然”变成“世界”和“资源”，最终导致自然法的消亡，现代世界不可避免地陷入怀疑主义、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因此，重新审视古典自然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西塞罗论自然法和理性的限度

于璐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记述道：“真正的法乃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理性。”如果把自然当作立法标准，“真正的法”便具有普适和恒常的特点。据此，西塞罗的思想立场通常被归结为廊下派。但事实上，西塞罗对廊下派自然法思想的利用有出于维护政治现实的考量，他甚至激烈驳斥过廊下派的这种目的论神学。严格来讲，西塞罗继承了柏拉图的自然正当理论，认为自然正当不能被肢解应用到现实政治中。因为，自然正当严格的正义要求无法适用于公民社会。但又与柏拉图不同，西塞罗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首次从法学维度深入阐述了自然正当的特征。通过建立自然法的观念，西塞罗意图使罗马的法律思想真正转变为一门科学，将对真理原则的理解和对现实共同体的关注结合起来。

▲ 罗马正义宫前的西塞罗雕像

朝向圆整

许越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阿里斯托芬的爱欲颂辞表明，人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存在物，爱欲是朝向圆整的热望。认识自身的不完整，是探求整全的基础，这是其与苏格拉底的爱欲讲辞在最深意义上的一致性。但阿里斯托芬将爱欲局限在平行的对属己之物的排除努斯的爱，无法给爱欲觅一条真正的出路，只能诉诸虔敬以求恰好找到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但合适的另一半。苏格拉底的讲辞很大程度上回应并超逾了阿里斯托芬，其爱欲垂直地指向上方和超越，赋予人和人的爱欲以更高的可能性。 

里耶秦简所见秦县仓官的基本职能

鲁家亮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仓官是秦代县下辖的重要机构之一，拥有刑徒、粮食、小畜等事务的部分管理职能。其中，仓与司空共同管理刑徒；仓向县内多个其他机构让渡了部分粮食管理权限；仓分担了小畜的管理事务。上述情况说明，秦代各类物资、人员的管辖权在县内不同机构中被分割，又通过县廷加以集中，在权力的分合之际，秦县的行政运作实现了一种较为高效的模式。

廖平论“《周礼》学”的新世界图景

谌祥勇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近代以来，新的世界地理格局不断冲击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和文教系统。为了回应这一冲击，经学家廖平将经学体系划分为小统、大统，构建了一个“王统—帝统—皇统”的“经学世界体系”。他认为孔子以《王制》治中国，以《周礼》治全球。实际上，廖平认为“《周礼》学”恰为现代中国提出一套理解世界甚至治理世界的方案，该种方案以保存和发扬中国文教为起点，以担当世界文明重任、实现大同为根本抱负。理解廖平的这一文明抱负对于今天创造性发展中国传统文教当大有裨益。

▲ 廖平（1852-1932）

《泰阿泰德》中的苏格拉底“跑题”

张立立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泰阿泰德》的主旨是讨论“知识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在驳斥了泰阿泰德关于知识的第一个定义——“知识就是感觉”之后，苏格拉底却开始与塞奥多洛讨论起哲学家与智者的生活方式来（172c—177c）。那么，这一段被苏格拉底明确称之为“跑题”的讨论，在整个《泰阿泰德》中的意义何在呢？学者们对这一部分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苏格拉底的主要目的，是向泰阿泰德揭示出“知识就是感觉”这一认识论命题将会导致恶劣的实践哲学后果，即一种仅注目于当下而缺乏完整时间维度的生活方式，从而使泰阿泰德能够最终认识到“知识就是感觉”命题的谬误，并最终放弃这个关于知识的定义。

拉博埃蒂的呐喊

李斌杰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像拉博埃蒂这样血气方刚的青年在任何国度和时代都很常见，他们有基本的正义感和服务公益的热诚，如若经过良好的教育和引导，或许能够成为合格的城邦护卫者或者政治贤人。然而，大混乱的时局背景使传统的美德之路遭到封锁，致使这些缺乏智识根基的政治人被迫采取一种反对现行政制的方式来参与政治，且该行为又由于激进宗教浪潮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而越趋极端。可悲的是，这种孤注一掷的反抗注定只能带来更大的混乱，而绝非任何新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