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施米特的学说及其对20世纪政治思想的意义，国际上向来争论不止。迈尔教授的施米特研究把这场争论彻底引向了新的方向：施米特政治思想的核心乃是政治神学，其政治理论思考，最终扎根于一位神秘且超自然存在者的启示之中。这一激进但半藏半露的根基，始终都在施米特那些复杂难懂的作品底下，藏在那些刻意的欺骗和无意的模糊处理之中。

本书主体分为四章，迈尔教授在其中分别论述道德、政治、启示和历史。他由此澄清了政治哲学与施米特政治神学的区别，并把施米特思想中的宗教维度，与施米特支持民族社会主义及持续反犹的表现关联起来。

书后附录迈尔教授的两篇文章，讨论施米特与友人们尤其是与布鲁门贝格的通信，这些通信亦启发了我们对施米特政治神学概念的理解。

前言

一 道德，或者敌人乃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化作形象

二 政治，或者何谓真理？

三 启示，或者谁不赞同我谁就是反对我

四 历史，或者基督教的厄庇米修斯

第二版跋

第三版附言

附录 追忆博肯福德

人名索引

我们紧握阿丽阿德涅线团的最远端，并且首先观察那些最先由施米特系统勾画出来的对于时代的道德画卷的批判。为此，我们需要依据施米特的权威，正是他请求我们时刻关注来自一整个作品集、一种学说和一个政治—神学决断的历史挑战。一战期间他这样写道：

像怀有坏良知（ein boses Gewissen）的一切那样，这个时代以谈论其问题性为乐，直到良知的激荡泯灭下去并自得其乐为止，据说这至少是有趣的。

这个时代自诩为资本主义、机械主义、相对主义的时代，交通、技术和组织（Organisation）的时代。实际上，“商业”似乎成为这个时代的商标，成为达到任何可悲或者无意义的目的的运转良好的手段，成为手段相对于目的普遍的优先性，商业抹杀了个体的存在，以至于个体甚至不再能觉察自身被抹杀，故此他也不再依赖某种观念，至多依赖某些陈辞滥调，而且总试图确保所有的事情都运转平稳，避免没有必要的摩擦。

由通常的手段性和可计算性发展出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成就是如此令人惊异。人变成了贫乏的怪物，“他们无所不知，却什么也不相信”。他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兴趣，却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们欢欣鼓舞。他们理解一切；他们的学者在历史中、在自然中、在他们自身的心灵中留下探察的印痕。他们是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他们撰写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学著作。如果某个地方遇到了麻烦，某种敏锐和灵巧的分析以及合乎目标的组织就会应运而生，以排除那些不便。

即便这个时代的穷困者，那些像影子一般一瘸一拐地劳作着的大批的不幸者，以及那些成千上万渴求自由的人，也证明其自身只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产物，即将所有的一切简化为其意识的公式，否弃任何形式的奥秘和灵魂的欣悦。他们指望在地上建立天堂，由工商业成就的天堂，而且事实上据说这个天堂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在柏林，在巴黎或者在纽约，这个天堂配备有游泳池、小汽车和安乐椅，日程表似乎成了他们的圣经。

他们不需要爱和恩典的上帝。他们已经“制造”了如此多的奇迹，他们为何不能“制造”出一个人间天国的通天塔呢？的确，那些最重要的和最终的事物已经世俗化了。正义为权力取代，诚信退化为可计算性，真理蜕变为被普遍认可的正确，好的趣味取代了美，基督教成为一种和平组织。价值的普遍混淆和伪造品统治了人们的心灵。利弊的精确权衡代替了善恶的区分。诸如此类的混乱令人惊恐。

这幅图画——1916年施米特试图以此表达“时代的道德含义”——汇集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对象，施米特终其一生充满义愤和厌恶地与这些对象作过斗争，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从远处辨识出这幅图画：世界成了一个大工厂，成了一个空洞地运转着的机器，没有目的（Zweck），也没有目标（Ziel），就这样永无休止地运转着，像一出精心策划的戏剧，方方面面调停、均衡、完美无缺，有趣是自然的了，却缺乏伟大，缺乏充实，缺乏意义，处于一种疲软状态、忙忙碌碌的无聊状态和没完没了的争论状态，缺乏所有那种强烈的情感，平庸乏味，既没有奥秘也没有魔力。

不断扩展的世俗化，信仰的真理的失落，不断增加的无神论，或者如他十年后所说的那样：[人]无能面向上帝（Gottunfahigkeit）。人类的张狂（Hybris[或译：肆心]），他们将其意志的规划和利益的算计置于神意（Vorsehung）的位置，他们误以为能够强行建立一个人间天堂，在那里，他们似乎免除了善与恶的决断，并一劳永逸地从中驱除了紧急状态。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安全的时代”，它迫使施米特倾其全力与之斗争。无论其出处何在，种种努力都为这样一个时代开辟道路，一切尝试都将无限制的对于安全的考虑付诸实施。施米特的义愤对于那些沉湎于如下信念的人同样有效，即“世上的一切纯属人事（menschliche Sache）”。他对同时代的人怀着愤怒之情，因为他们仅仅仰仗所谓“惊人的成就”，这种成就的确是“毋庸置疑”的：“大城市，豪华轮船，以及卫生保健；舒适的消暑胜地从心灵的监禁中诞生”。他们狂妄地指望着准备一切，组织一切，命令一切。Ecce saeculum [瞧这个时代]。在这里，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安排和构想得井井有条——“除了那件唯有它才要紧的事”（Bis auf den Fall, auf den es allein ankommt）。

1970年，在其最后那部自己出版的著作的后记中，施米特——自其最早的对时代的批判以来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再一次勾画出一幅轮廓鲜明的“反面画像”（Gegenbild），以便“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在下面的两个句子中表达得更为集中和凝练：Homo homini res mutanda / Nemo contra hominem nisi homo ipse [人对于人是有待改变之物 / 唯人自身能反对人]。1970 年就像1916年一样，位于施米特的信仰的反面草图（Gegenentwurf）的中心位置的仍是“世上的一切纯属人事”，人们将一切都用来服务于规划的及支配的权力，使一切都受人的愿望和要求的支配，人们能够做一切事情。

亨利希•迈尔（Heinrich Meier），德国西门子基金会学术主任、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终身访问教授。迈尔对卢梭、尼采、列奥•施特劳斯及卡尔•施米特的研究均极富洞见，享有世界范围的声誉。他著有《神学-政治论——施特劳斯的论题》《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一场隐匿的对话》《施米特的教训》《论哲学生活的幸福——对卢梭系列遐想的思考两部曲》《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何为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尼采的遗赠——〈瞧！这人〉和〈敌基督者〉，论自然与政治两部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