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首篇，伯恩斯将讨论“施特劳斯-科耶夫之争在施特劳斯作品中的位置”。伯恩斯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到巴黎见到科耶夫之前不久，施特劳斯经历了他所谓的思想上的“转向”（reorientation），从认为不可能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转而将古典政治哲学看作理性生活可能且必要的基础，这时，两人都已研究过海德格尔的思想，但还没确立各自的学术名气。施特劳斯发现，科耶夫不仅是黑格尔思想的杰出而正经的代表，也是最为全面系统的现代哲人。

而且，科耶夫通晓黑格尔的思想，鉴于海德格尔将之更新，使之能够顶住尼采和海德格尔对理性主义发起的深刻批判，这确实是黑格尔所称的终极的教诲（the final teaching）或智慧（wisdom）。科耶夫知晓现代性对现代生活可能造成的全部后果，但他没有畏缩而是接纳这些后果，转向后的施特劳斯只和寥寥思想家有着共同的基础，科耶夫就是其中之一，因而科耶夫能有效地反对施特劳斯。因此，《论僭政》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以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为例去思考，像他们那样支持或反对关于人类灵魂和健康的政治生活的现代理解。比起施特劳斯的众多作品，这本书既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他对现代议题的赞美，又让我们审视其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理由。

在《科耶夫〈僭政与智慧〉的哲学背景》一文中，贝塞特（Murray S. Y . Bessette）概述了科耶夫批判施特劳斯《论僭政》的哲学基础。贝塞特首先讲到科耶夫的解释：自我意识的上升是人类欲求承认的结果。要满足这一欲求，人就得克服动物性欲望，这意味着他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为一个非动物性的目的拼死斗争。在主人自主的自我意识与奴隶依赖的自我意识同时诞生之际，这一斗争达到高潮。

主奴之间随后的相互作用在关于主奴辩证法的概述中得到了讨论，主奴的互动驱动着历史的进步，直至历史走向终结，普遍同质国家诞生，在那里，主奴（从人的满足这个视角来看，二者都走进了死胡同）的同质状态被克服，得到满足的公民诞生。

此外，在这个绝对时刻，哲学（即话语）的终结与智慧（即绝对知识或理念）的实现同时发生。因此，由于科耶夫对哲学和智慧的解释强调其时间性本质（temporal nature），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智慧与政治权力关系的最终看法。鉴于人类的时间性（temporality）和有限性，哲人是否应该统治、应该为政治建言抑或拒绝政治生活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哲学话题，对此，科耶夫认为，历史已经通过哲人、僭主和知识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乌托邦与革命观念之间的亲缘关系做出了回答。

在《圣经在施特劳斯-科耶夫论争中的位置》一文中，伯恩斯（Daniel E. Burns）从施特劳斯的惊人之见出发：科耶夫对自己批评的“要旨”在于，他认为“圣经的价值取向已经战胜”古典政治哲学。关于科耶夫的现有研究，尚未将此类主张视为科耶夫批判施特劳斯的核心，所以伯恩斯以捍卫施特劳斯对科耶夫《僭政与智慧》的解释开篇：尽管科耶夫并未明确表明这一点，但在其心目中，圣经对哲学的根本事业构成了巨大挑战，只有黑格尔的哲学，而非古典哲学才能化解这个挑战。

伯恩斯接着讲到施特劳斯对科耶夫这一批评的回应。施特劳斯同意，现代哲学本身是想克服圣经加之于哲学的挑战，但他反对科耶夫的这个看法，即古典哲学事实上并不能应对这一挑战，只有现代哲学的努力才能扭转乾坤。现代政治哲学否认“神圣约束的意识”（awareness of sacred restraints）的自然特征，而在施特劳斯看来，这一意识对人性而言必不可少，但现代政治哲学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大幅削弱了这种意识。因此，政治现代性的成功反而给人类的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设置了新障碍，它远非如科耶夫所设想的那样能让哲学在世上安然无虞，而是已在“现代人”（modern men）间危及了哲学的可能性。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贝纳加（Nasser Behnegar）和弗罗斯特着力于谨慎推测谁有可能赢得这场论争及其原因。在《施特劳斯致科耶夫的关键回复》一文中，贝纳加在开篇便表明自己的发现。在科耶夫看来，古代的政治哲学之所以无法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有这几个原因：古代政治哲学持有一种乌托邦思想；忽视圣经观念所揭示的可能性；不愿改变政治现实；误解最好的社会秩序。该章认为，施特劳斯的《重述》成功回应了（远不止）所有这些异议。

然而，贝纳加发现，《重述》并未解决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之间的争论，因为科耶夫对现代哲学的说法逊色于早期的现代哲人，尤其是马基雅维利。因此，施特劳斯对科耶夫的回应既是决定性的，也是开放性的。贝纳加的确总结道：由于施特劳斯的回应既是决定性的，也是开放性的，所以在《重述》以及他们的通信中，施特劳斯对科耶夫的欣赏或许包含之前不起眼但却很重要的反讽因素。

在《谁赢了这场论争？》中，弗罗斯特给出了他支持科耶夫的力所能及的最佳例证。弗罗斯特本人不是科耶夫派，不过他在开篇考察了科耶夫如何看待、表述这场论争。施特劳斯几乎是逐行地精心解读色诺芬的对话，科耶夫却似乎不大看重这个解释，而提出（毫不夸张地说）另一套世界观（world view）。弗罗斯特认为，在搞清楚科耶夫如何看待施特劳斯更深的动机和计划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科耶夫的回应和施特劳斯的《重述》。

接着，这篇文章讲到两人观点一致的地方。尽管在论争中人们经常忽视这一点，但科耶夫和施特劳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大体保持一致，尤其是这两点：智慧作为统治资格的特征（如果不是唯一的特征）；在最好的生活方式之所求里，政治与哲学是最严肃的竞争对手。

最后，弗罗斯特讨论了这场论争是如何围绕这三个关键问题展开的：主观确定性（subjective certainty）、哲人的哲学教育，以及一个真正正义社会的本质。弗罗斯特总结道，施特劳斯和科耶夫都没有赢得这场论争，也就是说科耶夫当然没失败。

在《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通信》一文中，卢茨（Mark J. Lutz）讨论了两位思想家间大量的私人通信。卢茨承认，尽管在《论僭政》中，施特劳斯和科耶夫追求的都是关于哲学的意义、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基本问题，而且二人的讨论振聋发聩，但他们从未公开发表过对这些问题的任何思考。施特劳斯和科耶夫一致同意，将彼此间的基本话题称之为“存在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Being），幸运的是，在信中他们详述了这个问题。

在公开通信的结尾，科耶夫思考着施特劳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给施特劳斯写信道，他们不仅在存在的问题上有分歧，在正义的问题上也有分歧。这封信使得他们在之后的一系列通信中，都基于柏拉图的著作轮番解释、探讨他们的哲学差异。在这些信中，关于柏拉图对正义、对“理念论”的不同层面的理解，施特劳斯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最后，这些信件有助于两方面的理解：第一，科耶夫如何把柏拉图的“理念论”收入囊中，放在黑格尔式的框架里；第二，为何施特劳斯认为真正的古典哲人必须探究正义问题，就像苏格拉底为推进存在问题如此为之一样。

纽厄尔（Waller R. Newell）在《科耶夫的、黑格尔的和施特劳斯的黑格尔》一文中，探讨了施特劳斯在《论僭政》中态度相对不明确的部分，即僭政与智慧之间存在的严重对立的“中间道路”（middle range），这一中间道路正是《论僭政》的亮点。

施特劳斯听起来好像是在说，只有当哲学生活的独立活动不存在时，科耶夫的立场才正确：哲学生活的独立性是对僭政——尤其是现代版本的僭政——的唯一确定的防御，而科耶夫会说，这种现代版本的僭政可以宣称，自己已经实现古代思想的普遍教诲本身。

黑格尔

在考察施特劳斯的这些思绪时，纽厄尔追问过几个相关问题。他认为，要全面描述施特劳斯超出《论僭政》的思想会更加复杂，但它恰恰提供了理解僭政的中间道路，纽厄尔发现施特劳斯在与科耶夫的对话中相对缺少这一进路。施特劳斯在黑格尔本人那里发现了这条中间道路的证据，也发现了黑格尔和古典思想的亲缘相似性，这让施特劳斯觉得黑格尔在其同代人间显得出类拔萃，但这并不等于黑格尔真正赞同古典或要恢复古典。这一点表明施特劳斯欣赏黑格尔，不过同时也要从根本上区分施特劳斯和科耶夫对黑格尔的理解。纽厄尔认为，施特劳斯在《论僭政》中出于这一讨论的目的，而把科耶夫和黑格尔混为一谈。

维克利（Richard L. Velkley）在《历史、僭政与哲学的前提》一文中指出，在《重述》的结束语中，施特劳斯批判性地提到海德格尔的思想，虽然没有直言这位哲人大名，但在这次提到海德格尔的同时，施特劳斯看似是和科耶夫联手。从表面来看，施特劳斯似乎在庆贺他自己和科耶夫一起投身于“严肃主题”（grave subject）中，即僭政与智慧的关系或说社会与哲学的关系，而其他那些“空谈存在”的人则忽略了这个严肃主题。

但施特劳斯提到海德格尔绝不只是沾沾自喜地将他一笔勾销；他展现了这个特别的人物对哲学“基本前提”的思考，这对论争双方——施特劳斯和科耶夫——来说至关重要。施特劳斯的反讽不止一层：这两位思想家都深深地受惠于这位饱受争议的思想家。在《重述》中，科耶夫由于为僭主辩护而受到施特劳斯抨击，这一败笔将他和海德格尔联系在一起，而且科耶夫预设了存在的历史性特征，由此，“把对人类的无条件关切当作哲学性理解的来源”，这一点将科耶夫和海德格尔对存在之历史性的论述紧密联系起来。

对于科耶夫和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从哲学、政治与存在问题的关系上对这两位思想家加以比较、评价。借助《重述》和施特劳斯著作的其他篇章，维克利揭示了这种评价。施特劳斯对“哲学的观念”的解释与海德格尔与科耶夫的历史性理解相背离，后二人主张哲学与宗教的综合。

小尼克斯（James H. Nichols，Jr. ）的《历史终结观》一文首先回顾了历史终结观念的陌生性。其他的概念是一些更直白的常识：历史循环；历史永远进步；历史受机运的影响太深，所以并没有任何可理解的模式，只是一串事件。这篇文章展现了卢梭、康德这样的思想家对历史发展的哲学分析如何占据了政治哲学的核心舞台。在科耶夫的解释中，黑格尔第一次提出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理性的整全（a rational whole）的哲学主张。这篇文章也探讨了为什么黑格尔的主张需要历史已终结的观念。

在考察科耶夫对历史终结的处理时，这篇文章区分了两种立场。前期，科耶夫采取了类似于马克思的立场，认为历史的终结至今都未实现。因此，黑格尔的体系至今都不是一个真理，而是一项指引行动的理性方案。后期，科耶夫认为，黑格尔在他一开始宣称历史事实上已经终结时确实正确。从这个角度来看，自1806年以来的事件并不是世界的历史性改变，而是终结之实现所编织的细节。随后，这篇文章考察了大约二十五年前，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福山对后期科耶夫议题的重述。最后，文章思考了施特劳斯对科耶夫哲学事业的持久兴趣。

附录首次收录了完整未删节版的科耶夫《僭政与智慧》，该书由帕塔尔德编辑。帕塔尔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找到科耶夫的原始抄本后，抄录了科耶夫的一部分文本，这些是科耶夫以前受篇幅所限被迫删去的文字。无疑，帕塔尔德是《论僭政》考订版最好的编辑，他对施特劳斯的《重述》也做过类似工作。这一版全新、精心编辑过的科耶夫全文堪为学术文献的标杆（将来法语全文版也有望出版）。

《僭政与智慧》的这一最新版本是否会明显改动科耶夫的总体立场，这一问题尚且存疑。但是，它有助于展现科耶夫思想在战前与战后不久的巨大繁殖力。这些补充有助于澄清科耶夫当时正在研究的许多想法和论题，不过它们直到最近才为人所知，最值得一提的可能是《权威的观念》（The Notion of Authority）。

布鲁姆（Allan Bloom）曾说，《论僭政》“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是必读的”。布鲁姆站在一个特殊的立场上，亲身经历，知道自己所言的真实性：作为施特劳斯的终身弟子暨科耶夫的亲密好友，布鲁姆鲜明地感受到每位哲人所提出的基本方案（即使他显然站在施特劳斯的立场上，但从未排斥或贬低科耶夫的观点）。编辑和撰稿人可能会对布鲁姆的陈述稍作改动，但我们相信他会欣然同意这些改动：只要僭政仍然伴随着政治生活，只要人类的存在仍然紧握着为哲学生活奠基的需求，那么就必须阅读施特劳斯与科耶夫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