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发轫于这样一个佯谬的观察：西方之自由式民事文化，正是在自己已然被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渗透之时，迎来了自己表面上显而易见的胜利，而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吐露出这样的一种对信仰之浩渺而深彻的丧失：此信仰乃对西方之道德上的与哲学上的诸根基的信仰。如此之诸根基，深嵌于一种关于“诸应然”的规范式科学：此一规范式科学所针对的那些“诸应然”，可从“感官经验性的自然/本性”中发掘出来，构成了超文化性的且超历史性的“自然权利/自然正确”与“自然诸权利”(尤其是私人性的财产诸权利)，开出了恒固不移的法——“‘自然/本性’与‘自然/本性之神’二者之法”(laws of nature and nature‘s God)，并扎根于诸概念——“自然状态”“社会协定”与“定言律令”这些概念。我主张，当我们的这一信任——我们对这些不可或缺的、隐含于根底上的诸理念的信任——死亡时，我们在或者尤其在这一胜利的历史时刻也深陷于一场精神危机了。冷战，这一与伟大对手的遭逢，曾让西方得以不必遭逢自己智识上的诸根基的销蚀或衰朽。然而，伟大对手的陷落，也让处在西方的我们被迫去面对并抗击我们的这一无力——无力再去发现我们的民事文化由之萌发并赖以生长的那些哲学上的诸原则依旧是靠谱而可信的。

今天，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自由西方的这一精神危机仍未消退，反倒愈演愈烈。

构成“自由‘现代性’”的那些道德上的诸原则，在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康德的各部专论之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构思和表述。这些思索者们，引领了一场成功的革命，这场被称为“启蒙运动”的革命，煞费苦心地掀翻并替代了先前的那一伟大传统，即“‘古典式’政治哲学”这一伟大传统，这一植根于希腊—罗马版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之中，也植根于中古诸基督教政治神学家(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之中的伟大传统。我主张，为了找回我们可以信赖其“真”的那些根本性诸原则，我们需要去重启并重思那一伟大的哲学式交锋，并且需要在该交锋之中替我们自己再度论辩。那一需要去重启、重思并在其中替我们自己重去论辩的伟大哲学交锋，即“前现代的、古典式的、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与“启蒙运动之中的、现代的政治哲学”之间的交锋。

这是在重又上演“古今之争”，而据我的建议，这样的一番重演，会让我们发觉，我们的、启蒙运动中的那些关于此二者——即“属人自然/本性”以及“自‘该自然/本性’派生而来的诸规范”——的根本性的诸观念，是值得被给予相较于其从今天哪怕整个智识界那儿所获得的都更大也更多的尊重。但是，我也指出，我们会发觉，关于“属人自然/本性”的那些现代的、启蒙运动中的诸观念，其中的一种决定性的囿限——一种肤浅轻薄、一种过度简化，也会昭然现露，一旦该诸观念被放置在了为反驳这样的观念——种种由古典式的、苏格拉底式的哲人们所详尽阐述的、关于“规范性的属人自然/本性”的更深邃也更宏阔的诸观念——而给出的论辩之中的话。正如我在本书导言中所说的：

通过重新借用“古典民事理性主义”，我们或许会得到一种框架：这种框架将现代理性主义的最有政治性义蕴的诸发现，整合进了这样一种关于“人/人性/人道”(humanity)的观念之中，关于“人/人性/人道”(humanity)的这种观念将公允地对待全部范围内的属人疑难与属人潜能，并且其方式、其程度，都将是现代理性主义从未取得过的。正是着眼于激发读者严肃地探究在这一确实怪异并且肯定也是可辩论的论点之中是否有着可能的“真”，以下的篇章得以写就。

托马斯·潘戈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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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译者　苏婉儿，学者，法学博士，副教授，任教于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专注西方法政传统的观念史与语言语用、法比较学、法权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基础学术史、观念与话语的社会历史构成性、法权精神的汉语化再创造。代表著有《宪制的伦理生命》，译有《康德政治哲学讲稿》《城邦变形记》《希罗典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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