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里是我向芝加哥大学表示感谢的合适场合——我要感谢的不只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还有从一开始就资助这项翻译工作的核心行政部门（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我的一位朋友将那个庄严的翻译团体的注意力引向了迈蒙尼德，我们所有人最终都要为此感激他，那就是——葛德温（Robert Goldwin）先生。

那么，本次讲座（this lecture）的目的是表明通往迈蒙尼德《迷途指津》的道路（the way）——当然，这不是要去到那里（to go it）。“去到那里”将意味着研究《迷途指津》，这只有通过很多年的共同阅读才能做到。对研究《迷途指津》而言，讲课（lectures），即便是一整年的讲课，也会完全不够。

▲ 迈蒙尼德肖像

我们必须首先回溯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应当（why should we）对迈蒙尼德感兴趣？有一个著名的答案：迈蒙尼德是《塔木德》（the Talmud）完成后——即便不是预言中止以来——犹太民族带来的最伟大的理智（the greatest intellect）、最伟大的心智（mind）。

记住所有时代的人类的伟大（human greatness）是重要的，尤其在我们的时代，一个过于快速的时代——在其中，我们没有时间回顾并记忆，在其中，首要的问题是“接下来是什么？”而不是追问往昔。我们需要人类之伟大的具体标准，由伟大的人们的作品提供的标准，以免我们被那些转瞬即逝人物的推销者——更不必说那些自我推销者——的匆忙和喧闹所蒙蔽。

但是，这个职责可能会跟更高或更紧迫的职责相冲突。任何人，无论其多么伟大，都不能成为我们的终极关切；他的伟大本身取决于他所服务的事业的伟大，或他的关切的伟大。迈蒙尼德关切的是调和（reconcile）犹太教、托拉与理性或理智（intellect）或曰静观（theoria）。他的伟大在于他成就这种调和的方式，或者，按你们希望的说法，在于他争取这种调和的方式。

简单地说，迈蒙尼德不承认任何捷径；他充分地呈现各种困难的巨大和艰辛。他面对这些困难；能使他这么做的是以往所称的“对真理的爱”，更现代的风尚称之为“智性的坦诚”（intellectual probity）。不消说，迈蒙尼德在这两个领域都拥有最高的才能。

不过，他的著作、他的成就无论如何令人赞佩，似乎都已经过时了。在某种一般的意义上，迈蒙尼德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是相同的。但对他而言与对我们而言，描述这个问题的特定措辞极为不同。

首先，“理性”（reason）这一措辞对他来说事实上意味着亚里士多德，而正如诸位所知，亚里士多德已然过时了，他已被现代科学所取代。那意味着，在这个新的基础上，任何哲学的神学或自然神学都不再可能。

▲ 《迷途指津》14世纪手抄本插画，手持六芒星者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

至于说第二个措辞——“启示”，迈蒙尼德所理解的启示是圣经和《塔木德》，是成文和口传的托拉，他把启示理解为字句的默示（inspired）——至少就成文的托拉而言——并且是向摩西默示的。这其中的隐含意味是：不存在律法和教义（law and doctrine）的发展。

然而，我们面对着圣经考据学（biblical criticism[或译“圣经批判”]），它教导说，犹太思想经历了一种演化，甚至圣经的思想中也有演化。据此，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犹太教条（dogma）。

另一方面，迈蒙尼德是犹太教最大的教条家（the dogmatist）；他是制定犹太教教条的那个人，或更严格地说，他是制定犹太教“根基”（roots）——犹太教的十三个[信仰]“根基”（[中译按]亦称“13条信仰要则”）——的那个人。

我这里提到其中两条，以指出这种[古今]差异。第一条是死者复活；第二条（我并没有按迈蒙尼德的次序来讲）是对弥赛亚（Messiah）的信仰。弥赛亚指向一个大卫的后裔，他重振或将会重振圣殿、献祭以及所有其他事情。犹太人中的极少部分如今仍然相信这些教条。在[迈蒙尼德]那个时代，犹太人共同体统一于一种包罗万象的律法、统一于对这些根基的一致同意，[犹太人共同体]与世上各族相隔离。

而另一方面，我们则住在现代社会，一个世俗社会中。这种社会的纽带不是犹太教或基督教。犹太教仅仅是一种宗教，一个教派，非常局部的某种东西。此外，在犹太人中不再有任何关于律法和教义的一致意见。

现在，出于论证的需要，让我们承认，这些深刻的[古今]差异令“迈蒙尼德的教导已经过时”这个结论有其正当性。

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说，我们的问题仍然跟他的问题相同：要看看我们如何能像运思着的（thinking）犹太人那样生活，看看我们如何能调和理性或科学与犹太教信仰——正因为我们是犹太人这个事实，我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肯定这一信仰。

因此，即便承认迈蒙尼德的“什么”已然过时，他的“如何”，即他接近这个我们不得不接近的同一问题的方式，也仍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典范。可以说，这个“如何”完全可以从他的教诲的内容中分离出来。甚而，这个“如何”还能在迈蒙尼德的笔法中找到毫不含糊的表达。

迈蒙尼德最知名之处是他在其伟大的法典（code）《重述托拉》（the Mishneh Torah）里所用的希伯来语：他没有以圣经的，特别是《申命记》的超凡庄严的语言来写这部作品。迈蒙尼德采用了《密释纳》（the Mishnah）中的希伯来语，且明智地运用——尤其在各部分开头和结尾处——圣经引文。迈蒙尼德选择一种后圣经时代的希伯来语，因为他知道带来神法者与神法的人类编纂者——我们还可以加上：非授权的、自我任命的神法编纂者——之间的差异。

▲ 《重述托拉》1944版扉页

有人可能如此描述迈蒙尼德在其法典中的笔法：崇高（elevation）弥漫于律法条文的精确（legal precision）中，崇高在法律条文的精确中臻于顶点；深不可测的奥秘（mystery）趋向于透明的秩序（transparent order），深不可测的奥秘在透明的秩序中臻于顶点；因此同样地，透明的秩序将自身消融于深不可测的奥秘中，但其所进入的奥秘并非与人格格不入、与犹太人格格不入，这种奥秘是整全的奥秘、起源的奥秘。

论法拉比与迈蒙尼德：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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