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的古典学术史，可以追溯至“德意志使徒”（Apostel der Deutschen）圣博尼法茨。此后，卡洛琳王朝的文艺复兴运动（karolingische Renaissance），则将古典文化传布到了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卡尔大帝（Karl der Große）要求每一座教堂和修院设立学校与图书馆，用拉丁文传授“七艺”，通过收集、整理和抄录，保存了大量古代典籍。

但德国古典学术的真正开端，则是文艺复兴运动伊始，由卡尔四世（Karl IV）所开启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百年高等教育运动”。从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神圣罗马帝国”在德意志地区先后建立了十多所大学，成为延续至今的德国古典学术重镇。在这些大学中涌现出的第一批德国人文主义古典学者，所治文本校勘、注疏、翻译、辞典编纂等古典学问，先后涉及大部分重要的拉丁和希腊作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德国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延续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经院哲学传统，在希腊哲人中，重视亚里士多德超过柏拉图。

▲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载《雅典学园》，拉斐尔（1510-1511）绘

此后两百年间，相较于意、法、英等国，德国的古典学术在欧洲影响有限，而获得牛津、巴黎古典学者的承认，仍是德国古典学者的追求。到了18世纪，欧洲的古典学研究格局开始变化，随着德国“启蒙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一大批恰恰因为古典研究而成就斐然的启蒙哲人。进入19世纪，欧洲的古典学术格局完全改观，如果说“双桥版”（Editio Bipontina）柏拉图文集的出版，乃是德国古典学术领先欧洲古典学界的开端，那么，施莱尔马赫（F.D.E. Schleiermacher）的柏拉图翻译，特别是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著“引论”，则成为古典思想、特别是柏拉图哲学已然深入德语思想的标志。1804年，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著第一卷出版后，古典语文学者波克（August Boeckh）随即发表评论说：我们在此可以看到对希腊语和希腊传统的非凡洞见，看到最敏锐的语文学批评的全新结论；没有谁如此全面地理解了柏拉图，并告诉其他人将柏拉图作为柏拉图来理解。

让我们为我们自己自豪吧，即使外国人会置之不理：因为，哪一个民族能像我们一样理解希腊方式呢？我们的近邻肯定做不到。

受施莱尔马赫激发，在文本校勘领域最多产的德国古典语文学家贝克（Immanuel Bekker）从1810至1821年，遍历法、意、英、德等欧洲各大图书馆，对比现存柏拉图手稿，辑成柏拉图文集并辅以拉丁译文和评注，对话卷目划分则依循施莱尔马赫。贝克将他的柏拉图文本题献给施莱尔马赫，称他是“柏拉图的重建者”（Friderico Schleiermachero－Platonis Restitutori）。贝克的柏拉图文本校勘，反过来又裨益于施莱尔马赫随后的柏拉图翻译和修订，成为古典学人良性互动之典范。

▲ 狄尔泰

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著关于《斐德若》（Phaedros）的地位及作品排序，很快就遭到赫尔曼（K. F. Hermann）等人的批评，但施莱尔马赫重视柏拉图作品的对话艺术形式的首创之功，得到赫尔曼的高度评价。半个世纪以后，狄尔泰（W. Dilthy）重新发现了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证明施莱尔马赫的解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通过他，对古希腊哲学的认识第一次成为可能。因为古希腊哲学的中心人物就是柏拉图；然而，他之所以能够被重新理解，靠的就是深入研究其对话的内在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到了20世纪20年代，“第三波人文主义”（Dritten Humanismus）的奠基人耶格尔（Werner Jaeger），对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著同样给予高度评价：这部作品意味着对最伟大的古希腊哲学的完美复兴，从而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第一次分享到这份精神遗产。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1939年写成的短章“显白的教诲”（Exoteric Teaching）中，政治哲人施特劳斯（Leo Strauss）这样评价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著“引论”：施莱尔马赫确立了柏拉图研究的模式，在此模式中，古典学问的传统仍然还受到注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将柏拉图对话录的自然秩序等同于对这些对话的一系列阐释。当施莱尔马赫引入这种模式时，仍然不得不详细讨论这样一个看法：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存在着两种教诲方式，即显白的和隐微的方式。在讨论这个看法时，他对柏拉图的文学手法作了五或六点极其重要而切实的评论。就我所知，这些评论的精微之处至今仍无可出其右者，亦无可与之媲美者。20世纪50年代，主张所谓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ungeschriebene Lehre）的“图宾根学派”（Tübingenische Schule）崛起，矛头首指施莱尔马赫：存在一种秘传的柏拉图的特别教诲……从古代到19世纪初一直被假定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而正是施莱尔马赫的权威，在短时间内使这一根底深厚的观点几乎完全被封杀。如今回过头来看，令人奇怪的是，施莱尔马赫——通过发现对话形式（Dialogform），模糊了书写与言辞（Schrift und Wort）的区别——在其柏拉图译著引论中用短短十页的篇幅，居然能够左右行家的意见逾一个世纪之久。

且不论“图宾根学派”对施莱尔马赫的批评是否有理，既然施莱尔马赫“在其柏拉图译著引论中用短短十页的篇幅，居然能够左右行家的意见逾一个世纪之久”，足以证明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的巨大影响力。晚近，美国学者兰姆（Julia A. Lamm）在其《施莱尔马赫作为柏拉图学者》一文中指出：“关于施莱尔马赫的这一伟大成就，英语学界仍处于相对无知的状态。” 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汉语学界。面对施莱尔马赫这样一部自十九世纪以来为诸多古典学者引为权威，且至今仍高居德语柏拉图译本销售榜首的译著，仔细揣摩施莱尔马赫的德语译文，必将大益于柏拉图作品汉译，而详细梳理施莱尔马赫译著“引论”中的柏拉图解释，对于汉语学界方兴未艾的柏拉图研究，意义尤为重大。

论柏拉图对话（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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