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品达（Pindar，约公元前518年—前438年），被称为“抒情诗人之首”。品达共有17卷诗歌行世，只有4卷凯歌得到大体完整的保留。这四卷凯歌颂扬那些在泛希腊竞技会上获胜的人。奥林匹亚竞技会最负盛名，但皮托竞技会对希腊人说来意义更加特殊，因为竞技举办地点正在希腊人所谓的大地中心德尔斐，而德尔斐神谕是希腊人建城、宗教、政治等各个层面最重要的准则。

本书脱胎于伯顿教授的讲课稿，逐首解读品达的《皮托凯歌》，是引用率很高的品达解释专著。作者从诗句的脉络和文本来理解诗歌本身，必要时对一些语法和翻译问题做了解释，语言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作者详细分析每一首凯歌的结构和内容，其中浸透着他对希腊诗歌和希腊传统精神的深刻领悟，不但传达出希腊诗歌本身的诗歌之美，也昭示出诗歌在希腊传统社会中的教育作用。

中译本说明

序　言

第一章　第十首皮托凯歌

第二章　第六首皮托凯歌

第三章　第十二首皮托凯歌

第四章　第七首皮托凯歌

第五章　第九首皮托凯歌

第六章　第十一首皮托凯歌

第七章　第三首皮托凯歌

第八章　第一首皮托凯歌

第九章　第二首皮托凯歌

第十章　第四首及第五首皮托凯歌

第十一章　第四首皮托凯歌

第十二章　第八首皮托凯歌

1922 年，维拉莫维茨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出版了专著《品达》（Pindaros，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页11）。他视此为自己古典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或许是某种生命与学术的总结。

这位德国古典学大师从自己能够发现的文本流传材料和考古材料出发，推究品达的生平、各首凯歌的具体写作背景和内容，“科学地”考察品达和他的凯歌。但在最后的结论部分，维拉莫维茨坦言，品达的世界“对我们而言完全是陌生的；它的习俗和诗歌传统即便不会冒犯我们，至少也无法打动我们”（页463）。而且，品达的精神也不富足：

无论是探索广袤的大地，还是解开我们周围和我们内心的自然向我们提出的无数谜题，都不会让他感到兴奋。

如此看来，品达几乎是一个让人无动于衷甚至有些古怪僵硬的形象。维拉莫维茨何必为难自己去研究似乎并不值得研究的对象呢？可能是为了给出理由，他随后又写到，虽然品达的艺术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但品达仍然是“一个完全的人”，是“缪斯的先知”：

一个人与品达相伴越久，他们之间的关系便越是牢固。我对此深有体会（erfahren）；我试图以他向我显现的某种方式接近他，试图使接近他的道路稍显容易，以便他人能够学会理解品达。这样，他们就会爱上品达，并且获得人生的一位真正伴侣（Lebensgef.hrten）。

维拉莫维茨的言辞颇为含混。一方面，他对品达无动于衷，另一方面，他又尝试接近品达——接近品达这个人，而非其诗歌；此外，他甚至虚拟了可能理解乃至爱上品达的读者或研究者。维拉莫维茨分言品达其人与其诗歌，似乎就具备了某种不为个人好恶所左右的客观性。他这么做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回到该书前言，他认为自己从事的研究“伴随着正确的语文学之爱”，也就是以考古材料为根据，以瓦克纳格尔的科学的语言学研究为导向，以他“属于雅典人”的心，客观地研究这位雅典之敌（页11）。也许，维拉莫维茨是想以此验证自己科学的、客观的古典学实践。

最终，在维拉莫维茨眼中，品达终究是一个逆于时代之人，一个不懂得时代进步的人，一个深深眷念过去时代的衰颓者：“时代的深处已经不同了。”（页446）新的时代属于普罗塔戈拉，属于欧里庇得斯，不再属于诗歌中常常含有格言的品达。最后，他引用欧里庇得斯肃剧中的诗句格言作为论述品达的结尾：πιστόν τὸ θεῖον（《酒神的伴侣》，行883）。这是一次真挚的引用还是反讽，也只有维拉莫维茨本人方知了。

尼采没有维拉莫维茨的含混，他几乎完全无视所谓年代论和进步论，更不相信历史的命运，他以为品达能够传抄至今是一桩最偶然的事件（das zuf.lligste Ereigni.），是一种奇迹，因为世间更易流布不入流的作品（1872,19［202］） 。尼采的标准既非所谓客观性，亦非时代性，而在于品质。至于维拉莫维茨念念在兹的进步时代，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卷一，261 节）给出了一个几乎相反的断语：

可以说，希腊伟人好像十有八九都来得太晚了，埃斯库罗斯、品达、德摩斯梯尼、修昔底德无不如此；他们后面还有一代人，然后就完全结束了。这就是希腊历史上暴风骤雨一般让人毛骨悚然的现象。

以品达为代表的希腊文明突然勃兴，却在一代人之后湮没于荒烟。与这个看似悲观的说法相应的分析也出现在尼采早年的笔记中：

随着雅典（在思想领域）的统治，许多力量都被碾压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哲学都是无源之水。品达不可能作为雅典人而出现……恩培多克勒和赫拉克利特也不可能。所有伟大的音乐家几乎都来自外邦。雅典肃剧不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高形式。它的英雄太缺乏品达式的风格。（1875,6［20］）

尼采将雅典肃剧和其后的制度与文化气氛归结于一种偶然的命运：由于波斯战争的胜利，雅典证成了自己的政治制度，成为泛希腊世界的领袖。这改变了他们自己，也改变了希腊人的命运。所谓“品达不可能作为雅典人而出现”，不过是说品达作为传统政制及其精神的捍卫者，与雅典在本性上不合。这种不合，尼采称之为“深沉的忧郁”：

品达深沉的忧郁：只有当一束阳光洒向头顶，人类的生命才有光彩。（1875,6［20］）

这束阳光可能指品达所信赖的传统世界的精神之光，也可能指品达仍然信任的属于神的光芒。品达大约不会接受尼采所谓忧郁的说法，他对自己作为歌者的角色，对于自己与神圣、美好的秩序之间的关系有着强烈的自信：“我的一生纵然短暂，也要述尽一切属于阿尔戈斯神界的美好事物。”（第十首涅嵋凯歌，行19-20）与尼采不同，品达甚至没有忧郁的时间。因为浸淫于这样神圣的美好之光，品达知道自己也分有其光芒：

倘若我已着陆，带给他双重的祝福，

金色的健康，还有皮托竞技之冠的闪烁狂欢，

最勇敢的菲内尼克斯曾在基拉获得一次这样的胜利，

我说，我到来时，如同一道光线，令他的光芒更加闪耀，

甚于空中的一粒星辰，当我穿越深海的时候。（第三首皮托凯歌，行72-76）

虽然人间的生活艰难如穿越深海，但竞技胜利者和品达的诗歌一样，是穿越海与黑暗的光线，前者转瞬即逝，唯有仰赖后者的歌声，才能“更加闪耀”。

按照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ones ，大约从公元前194 年开始，担任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的分类，品达共有17 卷闪耀的诗歌行世，其中四卷凯歌得到大体完整的保留。

这四卷凯歌颂扬那些在泛希腊竞技会——奥林匹亚、皮托、伊斯特米和涅嵋四种——上获胜的人，以当时的贵族及其子弟为主。奥林匹亚竞技会最负盛名，顾拜旦恢复的现代奥运会更让奥林匹亚竞技会广为人知；但皮托竞技会（Πύθια）对希腊人来说，可能意义更加特殊，因为竞技举办地点在希腊人所谓的大地中心（或大地的肚脐，ὀμφαλός）德尔斐，而以阿波罗为神主的德尔斐神谕和预言更是希腊人建城、宗教、政治等各个层面最重要的准则，对于希腊世界的文化统一性意义攸关，而最著名的德尔斐预言莫过于苏格拉底是希腊最智慧之人的谕示（《苏格拉底的申辩》，20e5-21a）。

早在荷马史诗中，就已经出现皮托之名，《伊利亚特》中强调其“多石的”地貌（9.404），《奥德赛》中强调其神圣（8.80，另参《神谱》，行499,“神圣的皮托”），但这两处都称此处为阿波罗的圣地，阿波罗曾在此宣示神谕。至于皮托如何成为阿波罗的圣地，又如何得名，荷马与赫西俄德皆无表述。所幸，《献给阿波罗的荷马颂诗》中有着详细的描述。诗中也提到“多石的皮托”（行183）：

附近有一道涓涓泉水，蛇妖在那里

被宙斯之子用强大的弓箭射杀，

肥硕巨大的野蛮的怪兽，

给大地上的人类带来许多不幸（κακὰ πολλὰ）；（行300-303）

……

直到远射神主阿波罗射出劲箭，

那蛇妖受极度的痛楚折磨，

倒在地上打滚，连喘粗气，

发出难以言说的神奇声响，

在林间来回扭动，最终吐血

断了气。福波斯·阿波罗这样夸说：

“腐烂吧（πύθευ），在养育人类的大地上，

你不再是活着的凡人的可怕不幸，

他们吃着丰产大地的收成，

前来供奉无垢的百牲祭，

提丰不会从悲惨的死亡中拯救你，

有不祥名字的喀迈拉也不会，

黝黑的大地和明光的许佩里翁只会让你腐烂。” 

他这样夸说，黑暗罩住蛇妖的眼睛。

赫利俄斯的神圣威力让它在原地腐烂，

那地方从此命名为皮托（Πυθὼ），

神主也有个封号叫皮提奥斯（Πύθιον），

因赫利俄斯的锐利威力让蛇妖腐烂。（行357-374）

（以下《献给阿波罗的荷马颂诗》译文皆来自吴雅凌译笔，未刊稿。）

此地之所以被命名为皮托，是因为阿波罗曾在此射杀给人类带来不幸的蛇妖，而皮托之名本身就来自“腐烂”（πύθευ）一词，以蛇妖的腐烂命名彰显了阿波罗的功绩。抚养它们的提丰则生自赫拉的妒忌：“她生下一子，既不像神也不像凡人，可怕麻烦的提丰，凡人的灾祸。”（行351-352）蛇妖和提丰显然是对宙斯法义秩序的颠覆：

阿波罗生逢奥林波斯秩序尚未稳定的时刻，阿波罗的诞生恰恰促成了这种稳定，或张力均衡。赫拉与天神、提坦神结盟，老神王的杀伤力依然强悍，蛇妖和提丰等怪兽依然在世上横行。颂诗中的阿波罗中止了宙斯王政被更新换代的传闻，奥林波斯政治神话从此换了曲调，转为宙斯王政不断接受挑衅并不断巩固的主题变奏。

阿波罗的政治功绩就在于维持宙斯的神圣秩序。有意思的是，在普鲁塔克《伦语·论德尔斐的Ε》中，他给出此地命名的另一个理由：阿波罗神是一位哲人（ὁ θεὸς φιλόσοφος），他是学习者和求知者的Πύθιος ，英译者常常译为questionist，更恰当的或许是inquirer［探究者］，来自动词πυθέσθαι［探究］。普鲁塔克常年担任德尔斐神庙的祭司，似乎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来解释这个词的含义。

他随即又给予“明晰者”“展示者”和“知者”之名，用以进一步展示“哲人”阿波罗的形象（385b）。这种哲人当然是这位柏拉图式哲人和祭司的追溯与构造，与我们此处的讨论非常相关之处在于：

看起来，有关生活的困惑（περὶ τὸν βίον ἀπορίας），我们所爱敬的阿波罗通过神谕向他求请神示的人，给予补救和解决方案之道。（384f）

困惑是苏格拉底最重要的词汇之一，普鲁塔克之所以将阿波罗柏拉图化，很可能是由于他和柏拉图一样，极为关注政治秩序与正义。阿波罗之射杀蛇妖，正是由于它与提丰共同成为政治秩序颠覆者的不义比喻意象，而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困惑通常都与政治秩序与正义相关。

从“腐烂”这一词意来说，意味着人类生活中的“不幸”之消亡，却不是彻底的消亡，而“探究者”的词意虽然不意味着彻底的消亡，但蕴含着对不幸以及生活和人本身的探究：“愚蠢的极不幸的人类，你们焦灼不安，总在自寻烦恼辛劳和困顿。”（《献给阿波罗的荷马颂诗》，行532-533）

这首阿波罗颂诗结束部分描述了最早的皮托节庆的仪式：

宙斯之子阿波罗神主引路，

手握竖琴，弹奏可爱的琴音，

迈着漂亮的高步，而他们跳跺脚舞，

克里特人去皮托，一路吟唱伊埃佩安，

如克里特人的佩安，缪斯女神

在他们心中灌注甜美的歌唱。（行514-519）

所谓伊埃佩安（Ἰηπαιήονι），既是阿波罗的称号之一，也是赞美阿波罗神的颂歌形式，也就是皮托节庆最早的音乐表演与比赛（另参泡赛尼阿斯，《希腊描述》，10.7.2）。阿波罗引导、教育人类，给予人类音乐的节庆方式。柏拉图在《法义》中曾经这样表达过音乐与人间生活的意义：“诸神由于怜悯生来受苦的人类，便制定了不同时段上的节日，以让人从劳作中获得休息。诸神给了我们共度节日的缪斯，还有他们的首领阿波罗，以及狄俄尼索斯——这些神灵可以让人类复原如初。”（653c）音乐关乎人类的秩序：“人类生活处处皆需节律与和谐。” 

罗马人奥维德则进一步铺陈了这个故事：

大地也正是在这当儿生出了你，巨蟒皮托，虽然她并不情愿；你这条蛇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给新生的人类带来了恐惧，因为你大得可以铺满一座山的地段。这条蛇，射手阿波罗神用从来不用的武器（只除射那奔鹿和野山羊时才用的）， 发出一千支箭，几乎把箭袋里的箭用光，才把它镇住杀死，它那乌黑的创口，毒血直流。为了使这件业绩不致因岁月的推移而被人遗忘，他建立了神圣的竞赛会，让很多人来参加，命名为皮托竞技会，纪念征服巨蟒。在这竞技会上，青年人凡是在角力、赛跑和赛车各项获得优胜者都可获得橡冠的荣誉。当时还没有月桂树，日神常随意摘一棵树的叶子编成环戴在头上，覆盖着他美丽的长发。（奥维德，《变形记》，1.438-451）

奥维德接续了以皮托命名巨蟒或者蛇妖的另一种解释传统，但他的版本将巨蟒给人类带来的“不幸”改为“恐惧”（terror）。恐惧似乎更应该是人类不得不加以克服的境遇，不同于希腊世界中永久不能摆脱的不幸。所以，《献给阿波罗的荷马颂诗》里的“阿波罗射出劲箭”，在奥维德笔下更加细致：“从来不用的武器”“发出一千支箭，几乎把箭袋里的箭用光”。

阿波罗回到德洛斯

与《献给阿波罗的荷马颂诗》中“腐烂”所隐含的更长久的状态相比，奥维德的阿波罗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某种人类的恐惧。而竞技比赛与政治和秩序的关系就隐退在各种活跃的竞技比赛的背后了，奥维德依次列举的竞技类型就成为一种纪念克服恐惧的活动展现。

这就是皮托竞技会的开端故事。

关于这本《品达〈皮托凯歌〉通释》，首先得感谢诸位译者和校者的劳苦，翻译品达并不容易，但最终我们还是“以辛劳做出了恰当的事”（第六首奥林匹亚凯歌，行11）。本书作者伯顿（1908—1997）虽无盛名，却值得我们介绍。他出身于军人世家，祖父、父亲和几位叔父都是大英帝国驻扎印度的军官。但他入读牛津大学之后却醉心于古典世界，1929 年因擅长创作拉丁语和希腊语散文和诗歌而获克雷文奖学金，所以，他的希腊文向来为同事和学生所佩服也就不足为怪了。大学毕业后。伯顿任教于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教授希腊和罗马文学四十余年，勤于教学而疏于写作，除了本书之外，只出版了一本《索福克勒斯肃剧中的合唱队》（1980）。

在我们这个论文写作泛滥的年代，伯顿的学术生命似乎可以作为一味清醒剂。他同样不痴迷于如今学者痴迷的所谓原创和理论，他在本书序言中明确陈述了自己解释古典的观念：“我尝试尽可能锤炼自己，以便抵抗主观的判断、怪异的解释和令人迷眩的理论……”知易而行难，何况不知。我们可以将这部著作视为散文体的传统注疏之作，风格古雅而不生僻。虽然需要有一定的希腊语和品达诗歌阅读基础，但总体上，我们仍旧可以通过这本著作瞥见品达诗中“高贵安宁的光明”（辑语，99b）。　　

2024年初夏于京郊

伯顿（R.W.B.Burton，1908—1997），出身于军人世家，却心醉于古典世界，任教于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教授希腊和罗马文学四十余年。有《索福克勒斯肃剧中的合唱队》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