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制》（Republic）是苏格拉底真正的《申辩》，因为只有在《王制》中，苏格拉底才充分处理了由雅典对他的指控而强加于他的主题。这一主题是哲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

苏格拉底被指控行不义之事——不信城邦所信之神和败坏青年。这些控告，不单指涉碰巧是一个哲人的苏格拉底本人，还意味着谴责哲学活动本身——不单代表雅典城邦，还代表像这样的政治共同体本身。从城邦的观点来看，似乎有某种与哲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有关的东西质疑作为城邦法律保护者的城邦之神，从而使哲人成为一个坏公民，或者根本就不成其为公民。这样一个人在城邦中的出现，以及他与最有前途的年轻人的交往，使他成为一个颠覆分子。苏格拉底是不义的，不但因为他违犯了雅典的法律，而且因为他明显并不接受那些使公民社会得以可能的基本信念。

哲学如果想要被公民社会接纳，就需要辩护。在苏格拉底被审判时，哲学之于城邦是新异的，很容易就被压倒。哲人得在城邦面前为自己辩护，否则，城邦尽可能激烈地阻碍哲学进入其中就会是正当的。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哲学的危机，哲学的性命危若累卵。与现代人可能倾向于相信的相反，哲学对城邦有益甚或无害，并非绝对显而易见。苏格拉底通过如下事实表明这一点：他在《申辩》中尽心竭力，以使自己区别于其他哲人。他似乎同意：一个想要自己的孩子们关怀自己的城邦，是否应该允许他们结交哲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问题。

于是，苏格拉底必须表明，哲人是正义的，正是哲人而非诗人才能负责任地对待政治事物。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看起来好像哲人使作为一种德性的正义的自然品格成了问题，他关于存在的科学也没有为人在其中留下特别的余地。《申辩》并没有充分完成这一任务，它只是对一大群敌对听众所做的对苏格拉底生命的描述，这些听众由宣誓拥护雅典有缺陷的法律、一般而言无知的陪审员组成。另一方面，《王制》则是有教养而友好的人们之间的悠闲讨论。在《申辩》中，苏格拉底面对不义的指控为自己辩护，【《申辩》】从未试图给正义下定义：他的指控者用“不义之人”来指一个违犯法律的人；苏格拉底的正义，当然不是指一个遵循法律者的正义。只有《王制》才试图给正义下定义，并详述了能为这一定义赋予根据的科学。在《申辩》中，苏格拉底论证过他仅有的知识就是无知，从而显白地承认了自己不胜任政治事物；在《王制》中，他给出了关于政治事物之本性的教诲。

这一教诲，在如下的著名断言中达到顶峰：

除非哲人作为王来统治，或者那些现在所谓的国王和首领真诚而充分地进行哲学探究……否则城邦就永远不能摆脱病患……我想，人类也不能……

这意味着，在哲学与城邦、科学与社会之间有着完美的和谐。苏格拉底已经改善了哲学，因此，它现在对城邦而言是最为需要的一件东西；哲人是它最大的恩人。然而，我们可能被这一关于最佳状况——哲人统治的政制——表面上的苏格拉底式乐观主义误导了。细心的阅读将揭示出，这一所谓的和谐更多地是一个悖论而非解答，它遮掩了许多紧张，它们在较不完美的状况下便暴露出来。

苏格拉底或许已很好地改善了哲学，以致它不再对政治漠不关心，但它绝不比旧哲学对所有现存政制更少具颠覆性。如果哲人是自然统治者，他们就是所有实际统治者的竞争者；哲学绝非只是无用之物，看来它蓄怀阴谋。哲学很可能有害于现实的政制，而它目标所指的政制则不大可能实现。事实上，《王制》默认了对苏格拉底所作指控的真实性：苏格拉底在自己关于诸神的信念上不正统，并且创立了新的存在，即理念（ideas），它比诸神要优越；他培养的哲人，既知道天上地下事物的本性，又能够造诣非凡地说话；他教导年轻人鄙视雅典，因为他教导他们热爱哲人在其中为王的政制。

由此，苏格拉底否认自己是不义的，但人们对正义的理解就必须发生一场革命，因为正义的行为将被确认为【苏格拉底的】此类行为。在所有不完美的政制中，苏格拉底的出场都是成问题的，他必须举止审慎：他削弱了对政制和城邦法律的依恋，但他又是其中所有那些想过上美好生活的人的救主。

《王制》向我们表明，苏格拉底何以被指控，何以有指控他的好理由。苏格拉底不仅告诉了我们好政制，我们还可看到他对据说被他腐蚀的年轻人的影响。在把他们引向非雅典的甚至非希腊的，毋宁说恰因其是理性的从而是属人的正义之时，苏格拉底指出了通往政治事物之真理的道路，并发掘了这一真理与公民社会之间极端复杂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与现代人紧密相关，尽管它们对现代人来说或许比对此前任何世代的人来说都更难理解。这些问题之所以与现代人相关，是因为现代人承认自己对“价值”的需要，是因为具有公共效用的科学的进步如今以毁灭相威胁；这些问题对现代人来说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现代人已被教导过，“价值”不能经由理性来建立，科学绝对对社会有益。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理当研习《王制》。它是第一本带引哲学“下降到城邦”的书；我们在其中可看到政治科学的基础，它是唯一能把理性的赐福带给城邦的学科。我们将学到，若是不牺牲大多数人最心爱的信条和旨趣，政治科学的建立就难以实现；这些牺牲是如此重大，以致对很多人而言，它们似乎不值得：曾经存在过的最有文明的城邦之一认为，比起面对苏格拉底提出过的另一种选择，牺牲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哲学，要更好一些。这就是哲学需要申辩的原因；它是一项危险的而且本质上被质疑的活动。苏格拉底知道，他的旨趣不是而且不应是大多数人及其城邦的旨趣。我们时常看不到这一点，还设想他被判死刑是过去盲目偏见的结果。因此，我们也就看不到哲学生活的真正激进性。《王制》是我们的偏见的最佳解毒剂。研习苏格拉底式哲学的适当起点是城邦的非哲学倾向，而在城邦之中，哲学必须占有自己的位置。对哲学的敌意，是人与城邦的自然状况。在承认自己有罪的同时，苏格拉底将表明是什么样的更高级的关切宽恕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