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编者按］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兴起，并获得如此之大的影响，与刘小枫教授的工作密不可分。本刊围绕“思想与时代”这一主题，请刘小枫教授回顾了自己四十年来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他让我们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对思想史研究需要承担的关键任务的认知与践行过程，古典学传统的政治哲学如何与中国面对的现代性问题，乃至中国自身的政治哲学渊源汇聚到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1978年上大学，自己的学业与“改革开放”同年起步，您一定还记得这个不寻常的年份。

刘小枫：的确难忘。我1974年高中毕业后随即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当时抱定的信念是“扎根农村一辈子”，村里的农民纷纷打量我是否可能做谁家的女婿。差不多两年左右，我学会了所有农活，成了与农民一样的标准劳力。这时我才明白，毛主席并非真要我“扎根农村”，而是要我认识中国的土地。所以，认识土地后，我开始自学古代汉语和音乐，迷上了拉小提琴。

当时实行“顶替”工作制，即父母退休，儿女才可以获得一个工作岗位。我父亲在文化局系统工作，他退休后，我就“顶替”进了文化局属下的市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于1946年建馆，为纪念一年前去世的罗斯福，因此名为“罗斯福图书馆”。当时的馆长在1949年跑去了美国，做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的主任。二十多年来，他锲而不舍地给重庆图书馆寄资料，主要是美国的期刊（如《时代周刊》、《图书出版通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类科技出版物。

1978年刘小枫在重庆图书馆

一惶惑中的求索

三联生活周刊：您以美学研究以及对德国浪漫派哲学的研读作为进入学术领域的起点，与这段经历有关吧。今天您如何评价自己的两部早期著作《诗化哲学》和《拯救与逍遥》？

刘小枫：我最初喜欢文学，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中我得知，要成为好的小说家，先得学好哲学。我找到一本《大众哲学》来读，没有读懂，不明就里地觉得哲学乏味，从此就不再理会任何哲学书。其实，如果当时我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读的什么哲学书，那么，我就不会不幸地走二十年弯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最喜欢读柏拉图。

《诗化哲学》和《拯救与逍遥》是完全不同的探索，前者是学位论文，仅仅关注启蒙运动之后德意志学界为何会出现美学热，而英国和法国并没有这样的美学热。这一思想史问题过于复杂，如果我当时就能读到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我的认识就不会那么简单、平面。在1980年代初，不仅我本人，整个中国学界的学术视野都还非常狭窄。

《拯救与逍遥》开阔得多，它勇闯中国思想面临的世纪性难题，即中国学人应该如何认识西方文明。李泽厚先生说，他若年轻三十岁就会研究刘小枫。不少人把这话读作对我的莫大褒奖，纯属误读。李先生的意思是：你们瞧，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抨击儒道释，现在又成了中国古代文明思想的卫道士，不是自己反对自己嘛。研究刘小枫除了让他的立场前后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

如果一个人仅仅关切中国思想面临的真问题本身，那他就不会看重自己如何被人评说。谁若能看到《拯救与逍遥》的攻击矛头指向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各色新儒家，他也不会喜滋滋地以为，1998年之后的刘小枫在反对1988年的刘小枫。

沃格林是最近一位西方历史哲学大家，他超越了自己的前人，而且迄今无人出其右。在他看来，犹太基督教思想作为文明受害者的精神经验表达，在超越层面的突破甚至古希腊哲学智慧也无法比拟。谁若认真读过他那部厚重的《以色列与启示》，他就会懂得，《拯救与逍遥》的思想史含义与个人无关。

沃格林（1901－1985）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瑞士求学以及在香港从事研究十余年，学术兴趣为什么逐步从基督教思想史转向了社会理论？1998年出版《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前后，您如何认知现代性问题之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意义？

刘小枫：我的学术兴趣没有从基督教思想史转向社会理论这回事，《拯救与逍遥》之后，我同时研究基督教理论和社会理论，因此博士论文题目坚定地选择了舍勒，而我的博士导师以凭靠海德格尔哲学发挥神学见长。

严格来讲，我当时关注的也是基督教神学理论，而非基督教思想史。舍勒既是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又是基督教精神的现代传人。他致力于让传统的基督教精神与现代的学问样式结合起来，这让我入迷。当时，我觉得自己面临的首要课题是，搞清现代西方的思想大家如何面对现代性问题。今天的人们应该知道，1990年代初，全球学界出现了“现代化问题热”，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就像如今的“中国崛起”一样受人关注。

对坊间时髦的议题，我一向有出自本能的警惕，喜欢趁机探个究竟。毕竟，1970年代的经历让我记得，切莫跟着时髦议题发言，否则容易犯错。

二 古典政治哲学与新世纪的中国学术

三联生活周刊：您何时注意到施特劳斯其人及其学说，并意识到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您在《刺猬的温顺》中批评伯林是否有针对现实的意味？您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本土的自由主义话语，尤其是对罗尔斯及其学说的褒扬，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施特劳斯 (1899-1973)

刘小枫：1990年代末，我研究施米特时遇到迈尔的《隐匿的对话》，让我开始重视施特劳斯。不过，朗佩特的《施特劳斯与尼采》才让我彻底开窍，直接催生了《尼采的微言大义》。我向好些朋友推荐过这本书，尽管我完全不赞同朗佩特对尼采的颂扬和对施特劳斯的批评。朗佩特认为，尼采持守了真正的哲学即自然哲学，向现代物理学欢呼致敬；我则认为，美国的施特劳斯弟子，无论门内还是门外的，大多没有看到施特劳斯的核心关切是学人品质的败坏问题。

朗佩特来北京讲学时，我同他交换过看法。我很喜欢朗佩特这个人，他作为哲人心地非常清纯，文笔也很好。

中国本土的自由主义话语的最大问题与此有关，但我们需要理解这种话语产生的土壤。1980年代初，“伤痕文学”很热，我们养成了伤痕思维习惯，而且迄今没有走出这种习惯。不应该忘记伤痕，但要正确看待自己身上的伤痕，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我自己长期是个伤痕主义者，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思想才让我更好地理解个人乃至国家身上的历史创伤。　　　

三联生活周刊：您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纪初兴起的政治哲学研究趋势，特别是施特劳斯如此受欢迎的现象？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路径如何与中国面临的现代性考验擦出火花？

刘小枫：晚近二十年来的确出现了政治哲学研究趋势，但恐怕不能说“施特劳斯如此受欢迎”。恰恰相反，犹疑、抵触、反感甚至憎恶者更多。让人感到好奇的现象毋宁是：为什么我们对海德格尔、福柯、伯林更不用说罗尔斯从来没有滋生过犹疑、抵触、反感惶论憎恶。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对此我很好奇，也想不明白。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看来，施特劳斯、施米特、科耶夫这三位二十世纪大哲的学术路径分别对应着当前中国的哪些现实需求？

刘小枫：我不认为科耶夫足以与施特劳斯和施米特相提并论，差得太远。他极为聪明，但他的主要兴趣在实际政治方面。就“大哲”而言，沃格林足以取代他。施米特也算不上“大哲”，毋宁说他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您一定惊诧我竟然用到“伟大的”这个形容词。没错，我钦佩施米特头脑清醒，勇于面对时代困境引致的思想难题。作为法学思想家，他不仅有正义感，还有一颗诗人般的善感之心。我刚编完一本文集《施米特与破碎时代的诗人》，不久会面世，其中的一篇访谈让我感动：他心灵上的伤痕比我多比我深。这颗灵魂上的伤痕并非个人性的，而是作为一个文明民族的德国身上的伤痕。

我对自己的研究生们说过，你们的博导是施特劳斯、施米特和沃格林，我仅仅是他们的助教。可以聘尼采为副教授，其他人就算了，名额有限。

聘这三位当博导，与我自己所看到的现实问题相关。凡好学之人首先需要搞清楚何谓以及应该如何“好学”，施特劳斯在这方面是最好的老师。好学的热情都置身于现实的政治处境，而政治处境从来就极为复杂难辨。

如果我们愿意辨识处境，而非对政治问题头脑简单，那么，施米特是好老师，他的思想经验从正反两方面来看都难能可贵。理解现实的政治处境，尤其需要培养具有正确辨识能力的眼光，或者说需要历史感与超历史感混合的眼光。如何把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史关联起来，而且具有世界文明的视野，沃格林是再好不过的老师，尽管他的表述方式实在不敢恭维。

施米特(1888-1985)

三 “经典与解释”丛书与中国学术的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学术生涯大部分时间在从事西学经典诠释，为何最近十几年越来越频繁地尝试回到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您希望建构或贯通某种学“统”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你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困难又是什么？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断然拒绝种种现代式的回归中国古典的路径，不等于置身现代的我们无需回归中国的古典。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回归中国的古典。如果您认为我最近十几年越来越频繁地尝试回归中国的古典，那么，这仅仅表明我跟随施特劳斯学习如何回归古典有了长进。

我对建构或贯通什么学“统”之类毫无兴趣，要说最大的挑战和困难，都与自己的求索相关，说出来也没什么意思。

三联生活周刊：“经典与解释”书系已经出版五百余种，您认为这一翻译工程的最大价值何在？

刘小枫：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这个当事人来回答，俗话说，让历史去回答吧。我仅能说，自己的期许是，“夯实”中国学术思想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的心力几乎全部扑向西方的当代学术即二十世纪以来的学术，1960年代尚存研究西方现代早期即十六至十八世纪思想的学术力量，如今几乎荡然无存。

整全地认识西方文明思想传统，是中国学界面临的历史性任务，“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好的生活条件，如果我不赶紧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真觉得对不起前人经受的磨难。聂荣臻元帅曾问周恩来总理为何如此拼命干活，他的回答是：他身边有太多战友非常年轻就遇难，他要用加倍工作来替难友们实现对中国的热爱。这话让我刻骨铭心，也让我想起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界，同样有太多在学术上牺牲了的前辈。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包括您在内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政治思想史学者尝试认知并应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二十一世纪初的这一代学者又需要认知何种问题？

刘小枫：您所说的“第一代政治思想史学者”是谁？有这样一批人吗？据我所知，深入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并不多，有也心向各异，没法笼统谈他们尝试认识和应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至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代学者，他们都有各自的精神和学问上的导师，因此您的最后一个问题无需我来代替他们回答。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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