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言（节选）

 《法义》(Laws)是柏拉图最长且最晚的著作，主题是探讨“政制与礼法”。在西方法哲学史上，柏拉图首次考察了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学基础、立法与德性等根本问题。在《米诺斯》(Minos)这部被视为《法义》导言的对话中，柏拉图曾提出一个核心问题：“［法］是什么？”他给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定义是：“法意图成为对实在的发现。”柏拉图反对将法看作城邦的公共意见，因为意见有好有坏。法若是维护共同利益的“高贵之物”和“好东西”，就不会是意见的产物。至少应当说，法是真实的意见，而真实的意见如同对实在的发现。

由于真正的法应秉有哲学的“意图”，超越意见而迈向知识，柏拉图在《法义》中进一步指出，法是关于痛苦、快乐、恐惧、大胆等情感的良好“推理”。在个体灵魂中，各种情感就像肌腱或绳索一样拉扯着人，使人在美德与邪恶之间挣扎。个人应获得关于这些绳索(情感)的“真正推理”，并据此生活。城邦则应采用“有识之士”的推理，设定为“公法”(644c-645c)。因此，法最终可视为“理智的分配”(714a)。恰如牧羊人要给羊群“分配”好牧场，立法者应给人们分配适合其自然本性的工作，以照料好人的灵魂。显然，能作出这种分配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哲人)。在此意义上，真正的立法者应成为立法哲人。立法哲人须深谙各种德性的自然秩序和人的自然本性，尤其关注居于首位的理智，以此为公民们安排恰切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法律。

立法的目的

在《法义》这部一位雅典哲人(立法哲人)与两位年老立法者的对话中，柏拉图首先检审了克里特和斯巴达的立法指归。克里特和斯巴达都是好战的城邦，其法律制度上的安排着眼于战争的胜利。克里特的立法者表明，他们规定的公餐、体育训练等制度，都是为了更好地作战。因为，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和平不过是空名，“一切城邦对一切城邦的不宣而战，天然就一直存在”（《法义 》626a）。由此，克里特制定的一切公私制度皆针对战争。

克里特立法者从战时公餐的必要性，推导出公餐在和平时期也有必要实行。既然源于战争的公餐在各个时期都存在，反过来就可以说，战争是永恒的。有论者尖锐地指出，克里特立法者将“永无休止的战争”与始终有效的合法习俗结合起来，而形成对战争本质的看法。公餐这个习俗的意义源于其一时的必要性，但在获得意义后，公餐又会通过习俗本身的常态性去时间化，变成一种自然事实。一旦“保持戒备”这类审慎的箴言整合进一个习俗，就会失去审慎成分，而变成永恒的实在。从公餐习俗的暂时性推导出战争的永恒性，是否表明克里特的制度指向永恒的实在呢？无疑，立法者若要实现这点，必须遵循《米诺斯》中苏格拉底对法的定义，着眼于法律的实在本身，以免自己的习俗经验扭曲实在或产生相关的变种，而背离自己的意图。但克里特立法者认为战争是自然状态，这仅仅出于个人的经验。通过将公餐这一“习俗”转变为“自然”，战争的非常态化、暂时性也转变为普遍、永恒和自然的状态。

克里特立法者坚信，在战争中做主宰才真正有用。因为，战胜者可以获取战败者的所有好东西。这种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看法，在古代世界很常见。在《伯罗奔半岛战争志》中，修昔底德描述的雅典人与米洛斯人对话就展示了这种观点。米洛斯人若不投降，结果便是战争；若答应雅典人的要求，则成为奴隶。雅典使节明目张胆地说，只有势均力敌的双方才有公正，强者号令、弱者隐忍乃是常规。“按照自然的必然性，神和人应去统治任何能做主宰的地方”，这是一条永恒的“法则”（《伯罗奔半岛战争志》5.105）。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其帝国扩张的一个理由是，不统治人就会被人统治（6.18）。雅典罔顾正义，试图通过战争不断扩展帝国的版图，结果却招致覆灭。因此，立法若仅着眼于从胜利中获取财富、领土等“好东西”，未必能确保城邦长盛不衰。

在探讨立法的目的时，柏拉图为何独出心裁，从立法与战争的关系入手？如果说立法旨在维护正义，岂不更显而易见？无疑，战争或帝国问题是柏拉图有意引导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一个城邦若专注于对外战争和对外扩张，势必对内部的政制、法律、教育和公民德性产生重大影响。立法又如何协调对外与对内两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