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的炸弹突然从天而降，睡眼惺忪的驻珍珠港美军乱作一团，损失惨重。听到这一消息后，美国民众先是惊恐继而愤怒，罗斯福总统把这一天称作美国的奇耻大辱。半个月后，日本又大举入侵菲律宾，在吕宋岛西侧的林加延湾和东侧的拉蒙湾同时登陆，对首都马尼拉形成钳形攻势。

这一严峻的政治现实让美军高层士才猛然想起，有人早在33年前在书中就警告说：日本和美国必有一战！此人甚至预料到日本进攻菲律宾的确切登陆地点。怎么就把这样一位军事先知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呢？美国人一边自责一边如获至宝似地疯狂加印这本书。1942年3月，哈珀兄弟出版社一周内连续印刷5次。由于时间匆忙，书页都来不及切开，读者只能拿回家用刀片边割边看。与美国人此前的漠然相反，日本人早就关注到这本书，1911年将其译为日语，名为《日美必战论》，据说再版有24次之多。

Pearl Harbor attack （珍珠港战役）

这本书就是荷马李（Homer Lea）的《无知之勇》（Valor of Ignorance）。[1]荷马李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1876年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因幼时意外而致残，荷马李身高不过1.5米，体重不足100斤，严重驼背，眼睛高度近视且伴有剧烈的头痛。这样一个“小罗锅儿”偏偏喜欢军事，对战争史耳熟能详，崇拜凯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甚至想去考美国的西点军校。1897年，荷马李到位于洛杉矶的斯坦福大学西方学院读书，两年后由于健康原因被迫辍学，此后再也没进过大学的校门。1912年11月1日，荷马李在加利福尼亚因病去世，他短暂却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命定格在36岁。

荷马李存世著作有三部，除了《无知之勇》外，还有《撒克逊时代》和小说《朱砂笔》。其中前两部著作体现了荷马李敏锐的战略分析和预见能力。有论者甚至认为，荷马李的远见卓识甚至可与早他几十年出生却晚他去世的美国著名战略家马汉（Alfred Mahan）相提并论。就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不远万里远赴中国，参与并见证了现代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奔波劳碌，先后被康有为和孙中山授予将衔。这位预见到美日战争的必然性、参与过中国革命的战略家为何会淡出今天中美学者的视野？荷马李又为何对中国情有独钟？个中缘由颇令人费解。

关于荷马李与中国的不解之缘，有人说这可追溯至荷马李在西方学院的学习生活。他在这期间结识了几名中国留学生，经常和他们到唐人街喝酒厮混，并在那里接触到保皇会。还有人说，荷马李的中国情结源于家庭，他父母有一个朋友叫伍盘照。此人是美国西海岸华人社会的知名报人，有“中国的马克吐温”之称，但另一身份是“保皇会”和洪门的骨干成员。伍盘照曾在危难关头解救过孙中山，这已是后话。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荷马李通过伍盘照引介加入保皇会可能贴近史实。

1900年6月，荷马李在保皇会的资助下从旧金山乘“中国号”客轮前往中国，7月抵达香港。据说荷马李在此期间与康有为有过一次会面，但具体地点有待考证。克莱尔（Clare Boothe）女士认为两人的会面地点是北京（1942年版《无知之勇》绪言）：

荷马李坐着轿子跋涉数百英里从广州秘密赶到北京，半夜在紫禁城与康有为会面。康有为看到这个有残疾的年轻人很惊讶，“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你能做什么？”“我是来帮助中国摆脱母老虎，解救光绪，引领你的军队取得成功！”康有为笑了笑：“你还太年轻。”荷马李回答道：“我与拿破仑在里沃利时的年纪相仿。”康有为大笑，但荷马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后，康有为让荷马李到陕西训练志愿者。带着两名轿夫、一名向导以及一位背着小包袱和卷轴的密使，荷马李就这样离开了北京。

克莱尔的记叙颇具戏剧性和传奇色彩，但可信度有待商榷，因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正悬赏10万元缉拿康有为，两人在北京会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900年7月底，荷马李到两广招募军队，8月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在华期间为保皇会训练过一支由2万5千名劳工组成的军队，据说还曾率部队同八国联军一道攻入北京城。但荷马李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慈禧太后仍像红蜘蛛一样盘踞在龙椅之上。

1901年1月，荷马李启程回国，途中在东京郊外会见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回到加利福尼亚后，荷马李继续帮助保皇会训练军队，目的是积蓄力量以东山再起。但康有为此时开始对荷马李感到不满。1901年7月，他曾致信保皇会洛杉矶分会会长谭良，指责荷马李不了解中国国内形势，想法不切实际，只知道伸手要钱。1905年2月，康有为到美国访问并检阅保皇会的军队中华帝国维新军。由于梁启超没有与康有为沟通就任命法肯伯格（Richard Falkenberg）担任部队司令，这导致康、荷二人矛盾陡然激化。康有为最后不得不发表一则声明来化解此事：

致美国人民：
　　我特此宣布，荷马李将军是我唯一认可并任命的中国在美所有军事学校的负责人，从未任命过所谓“中华帝国维新军”的司令。维新军并不存在，任何声称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都是骗子。

                                       康有为
                              中国维新会会长
                              1905年4月7日

即便康有为此举意在缓和矛盾，但荷马李与保皇会已然貌合神离，一是因为中国的维新派此时已回天无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荷马李见到了一个人——孙中山。

1911年10月，孙中山接受纽约《滨海杂志》采访时谈到他与荷马李的初次见面。黄季陆考证说两人第一次会面应该是1904年在美国。[2]孙中山后来在“我的回忆”一文中对这次会面做了详细的叙述。二人的关系长期保持秘密状态，直到1910年11月7日孙中山在信中仍叮嘱说“请提防在美与你接触的所有华人，绝不可向任何人透露你我的关系。” 荷马李这段时间表面上仍与保皇会保持联系，为之训练新军，暗地里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美筹集经费。1905年6月15日，荷马李还陪同康有为到白宫拜见老罗斯福总统。后来，康有为把海外华人筹集的大笔经费用来在墨西哥和南美投资，此举让荷马李很是不齿，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905年11月30日，康有为从墨西哥写信通知荷马李，以华商失望为由免除他负责培训军队的职务。

此事过后，荷马李把主要精力从训练军队转向写作《无知之勇》，继续阐述他对于世界战略格局的看法。1909年11月8日，孙中山从欧洲到纽约筹集资金，次年2月至3月在长堤别墅与荷马李及银行家布思（Charles Boothe）多次会面。三人共同磋商中国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实际上这份计划便是广州黄花岗起义方案的雏形。在记叙这次会面时，安舍尔对孙中山和荷马李做了一番颇为有趣的对比。[3]他说两人性格类似，乐观自信、坚韧顽强、有胆识，属于那种自学成才的人。两人在自己的祖国都称得上是个局外人。孙中山受的是西式教育，缺少中国领袖所应具备的传统古典教养，革命活动也多是在域外进行。同样，荷马李也没有受过完整的西式教育，虽然《无知之勇》使其扬名海外，但美国军政两界似乎并不怎么买账。孙中山欣赏荷马李的军事才干，也认同其主张的达尔文式社会进化论。

1911年7月，荷马李因视力急剧恶化和鲍尔丝（Ethel Powers）女士前往德国威斯巴登，请当时著名的眼科医生诊治。这次治疗效果不错，孙中山8月11日还专门致信表示祝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荷马李数日后抵达伦敦会见英国陆军元师罗伯茨（Frederic Roberts），利用自己在伦敦的人脉竭力争取英国人对辛亥革命的承认。11月20日，荷马李前往巴黎与孙中山会合，之后一同乘船返回中国。12月21日两人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凯、陈少白、山田纯三郎、宫崎寅藏等人到码头迎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据说荷马李是就职仪式上唯一的白种人。参加完典礼不久，荷马李就突然中风，5天后彻底失明。1912年4月13日，荷马李夫妇被迫从上海启程返回美国。1912年6月，《撒克逊时代》一书在美出版，但应者寥寥。更为不幸的是，荷马李10月27日病情加重，11月1日便与世长辞，留下遗愿希望埋在中国。半个多世纪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将荷马李夫妇的骨灰迁至台湾阳明山第一公墓，并允诺待两岸统一后再移柩南京中山陵畔。

回顾荷马李的一生，人们不禁会心生疑问，荷马李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他为什么会如此热爱中国？这份情愫难道不会与其美国公民的身份相冲突？有人给出一个颇为冷静、理性的解释。按照这种观点来看，荷马李对中国革命的全力支持是基于其国际政治形势的判断。当时的英、德、俄、美、日均属世界列强，英国在欧洲的主要对手是德国和俄罗斯，美国在亚太的主要对手是日本。需要指出的是，一战前日本的强大和美国的虚弱远超出我们今天在美国全球霸权图景下的想象力。当时，日本通过甲午海战消灭了中国北洋水师，通过对马海战和日俄战争遏制住俄罗斯在亚太的扩张，其崛起势头之迅猛令人心惊。这样读者才能理解荷马李为什么在《无知之勇》中用那么大篇幅分析日本入侵美国本土的可能性。要应付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就需要与英国联手在欧洲对抗德国和俄罗斯，在亚洲对抗日本和俄罗斯。为实现这一目标，英美必须使中国摆脱颓势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荷马李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有助于维护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远东的霸权。与此同时，要想让英美支持孙中山的新政府，中国就需要给予两国比其他列强更高的地位。通过支持中国，英美可以获得巨大的战略优势：

首先，有了英美的财政支持和军事顾问，中国可以发展成为地区大国。其次，中国可以成为英美在亚太的安全壁垒，与日俄对抗。最后，英美通过特殊地位可以获得其他国家在华的巨大经济利益。[4]

日文版《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封面

按照这一逻辑，荷马李作为美国人支持中国革命似乎理所应当。但这种解释太过理性，人世间的事情并非都是纯粹的利益算计。如果他这样做只是基于清醒的战略考量，我们就很难理解，荷马李为何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赶赴中国，为何死后执意要把自己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大地上。或许一个神乎其神的说法更能说明问题。荷马李说少年时做过一系列奇怪的梦，梦见自己是武僧朱元璋转世，要率领军队保卫中国。这种说法近乎荒诞，却有助于人们理解荷马李的中国情结。理性与情感本来就是人类精神世界相克相生的两面，正是这种非理性因素加上对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才使得荷马李深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除了在《无知之勇》中多次谈到中国，荷马李还写过多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如“中国的防御”“中国还能战斗吗？”“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甚至还有“中国经济建设规划”。一个人对中国倾注如此多的心血，无论如何仅仅用战略利益来解释是说不通的。

对于今天的国际政治，荷马李的许多论断依然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他认为战争是人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人性不变，战争就不会消失，和平主义的口号只会让人看不清政治的真实面目。如果这一论断成立的话，军事实力就始终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即“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味发展经济不重视军力只会加速国家的灭亡。荷马李强烈反对重商主义，认为这会使国家变成了一个饕餮之徒。如果不对重商主义提早防范，“工业在国家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会堕落成为重商主义从而造成国家最终的毁灭”。当一个国家把追求财富作为首要目标时，民众也会随之把金钱作为人生的目标，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当所有人成为拜金主义的信徒，没人会去考虑国家真正需要的东西。国内的各利益团体为争夺财富往往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国家就会对其军队采取两种极端策略：要么为发展经济削减对军事发展的投入，使军力严重受损，无力抵御外敌入侵；要么在军工利益集团的推动下频繁发动战争，借此增加国家的军费开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私欲，使国家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

荷马李带领的保皇会第四步兵团

除了对重商主义的深刻洞察外，荷马李也非常关注民族问题。他指出，种族的同质性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础，也就是说，民族构成越单一，一个国家就会越稳固。因为种族的同质性有助于国家克服各种临时性的腐败。“当一个国家由不同的种族组成时，其稳定性的强弱取决于政府是由一个主导性种族所掌握，还是权力分散在不同的种族和政治要素中。”当权力逐渐分散到诸多民族手里时，国家就会出现政治分裂和军事割据。让荷马李担忧的是，美国的民族构成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大量移民从欧洲、亚洲、美洲不断涌入，这使得单一种族越来越难单独掌控权力。外来移民又大多居住在城市，他们会通过投票慢慢改变美国统治阶层的性质，整个国家最后会陷入内部的争权夺利中。

此外，对于美国实施宗主权的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古巴，荷马李发出警告，美国不要幻想着能通过政治教育把这些民族同化为美国人，这一天永远, , 不会实现。

愈合的伤口总会被揭开，在人类的所有激情中，被征服者的仇恨最具持久性。一个征服的国家绝不能忘记：通过武力得到的东西，必须继续通过武力来持有。

这些话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比较刺耳，但荷马李只不过是把很多政客遮遮掩掩羞于启齿的问题挑明而已。种族的同质性问题依然存在，难民潮和恐怖主义如今把欧洲人搞得焦头烂额。继续坚持一贯的政治正确还是放任极端右翼滋蔓，这确实是欧洲人不得不面对的艰难选择。

中国学界较早深入研究荷马李战略思想的是台湾军事史专家纽先钟先生。他认为“对荷马李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流行的达尔文主义，以及日耳曼学者所主张的国家有机体论。此外，荷马李还多少受到中国哲学和佛学的影响。”[5]让人不解的是，美国人一直不重视荷马李，只把马汉视为美国本土产生的唯一一位战略思想家。

一百多年来，美国学界对荷马李的研究可以说少得可怜，与德国、日本的重视形成强烈反差。有意思的是，荷马李恰恰对马汉的海权论有所保留，再三强调战争最终的胜负将取决于陆军，尽管他承认海军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在未来的日美战争中。

陆战决定着所有战争的最终成败，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远离某国的海战对它的影响同一次战役相同……当海军被消灭时，这个国家就会继续进行陆战。只有其陆军被打败后，它才会把领土和资源交到敌人手中，承认失败。

在海权论盛行的今天，这话尤其值得人们深思。荷马李的开创性在于，他最早认识到日本和太平洋的战略意义以及日德俄结盟的可能性。这对德国地缘政治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战略学家豪斯霍弗（Karl Ernst Haushofer）后来就采纳荷马李的三国结盟构想，并使之成为二战时德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在战略学领域的贡献相比，荷马李自己反倒更在乎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他临终前念兹在兹的仍是能否亲眼看到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令人汗颜的是，对于这样一位深度介入现代中国诞生过程的历史人物，我们的研究同样少得可怜。大陆报刊到21世纪初才有两篇文章，也不过是荷马李生平的泛泛之谈。虽说往事如烟，但有些人物、有些事理着实不该忘怀，更何况对这位战略奇才呢？

世事如棋局局新，今天的全球战略格局已与一百年前迥然不同，但荷马李的谆谆教诲并未随时光流逝变得陈旧过时。他总喜欢把美国称为“这个共和国”，在他眼中，新生的中国也是一个共和国，要捍卫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中国人切不丧失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据克莱尔女士记载，在总统就职招待会上，荷马李和孙中山有过简短交谈。他没有礼节性表示祝贺而是意味深长地说：

中国现在成为了一个共和国。美国也是一个共和国。你们的共和国必须时刻警惕，用刀剑保卫美丽与和平……中国的敌人现在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和平主义、政治腐败……和日本。这三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为这两个伟大国家已经做不了什么了。作为行将就木之人，我已经用书警告过美国，现在亲口来劝诫你……除非你们的内心深处焕发出（武僧那样的）尚武精神，否则自由的中国将会消亡。如果武僧没有到来，这个古老王朝的告别时刻就已经降临……

（编辑：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