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作为西方第一部专业、完整、系统的诗学著述，在诗学史上据有经典地位。《诗术》形式凝练简省、风格抽象枯燥、表述晦涩含混，与其哲学和理论性质密切相关。其研究历经古今学术分科和研究范式巨大转变，疑义误解丛生。对这类古代文本的深入探讨须建立在详瞻严谨注疏基础上。

《〈诗术〉译笺与通绎》一书首先从希腊语原文翻译《诗术》文本，并逐章逐句进行笺释。笺释主要依据英人玛高琉斯的阿拉伯传系译注本。《诗术》阿拉伯传系年代古老，因语言转译文化背景隔膜，价值受疑，学界不加重视。但译笺者在玛高琉斯本中发现极可能是阿拉伯传系遗留的隐微风格释例，其中颇有大不同于其他注家的理解，很有价值。不过玛高琉斯本只是部分保留了阿拉伯传统的解释，其注解仅个别例证而非完整揭示，并且掺杂近现代观念。译笺者在翻译采用其阿拉伯传系这部分注释的基础上，根据其释例启发，探究隐微手法，贯通哲学之思，对《诗术》作完整笺释。

本书译笺者注重回到《诗术》文本，重视《诗术》的内传特色及其作为亚里士多德哲学大全之一部分的事实，不轻易怀疑文本，以阿拉伯传系的玛高琉斯注释本为基础，但又不限于此注本，而是通过深入理解、拣择，注重《诗术》与亚里士多德其他著作的互涉互引，将其作为亚氏哲学全集之部分来贯通理解。本书是一部功底深厚、扎实可靠、嘉惠学林的学术精品，对我国相关研究价值极高。

前言

陈明珠　撰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诗术》作为西方第一部专业、完整、系统的诗学著述，在诗学史上据有经典地位。

《诗术》版本源流

    不过，《诗术》虽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被奉为西方第一部专门系统的诗学理论著作，但其在古代世界却似乎谜一般地隐匿着，甚至独立于亚氏其他哲学著作的流传。其抄本迟至文艺复兴时期才得见天日。现存最早的见证中，最好最重要的抄本Paricinus1741，即A或Ac本，成于10世纪下半期；其次Riccardianus 46，又称B或R本，成于13到14世纪；William of Moerbeke的拉丁语译本，成于13世纪。

此外，中世纪还流传有阿拉伯系统译本，Abū-Bišr Mattā的阿拉伯译本成于9到10世纪，现存只有一个抄本ParisinusArabus 2346。阿拉伯译本并非直接基于希腊文本，而是译自9世纪末Ishāq ibn-Hunayn的叙利亚本，叙利亚本是从较早的古本翻译而来。阿拉伯本从年代上来说比欧洲抄本还早一些，但由于语言的层层转译及阿拉伯世界对悲剧和希腊文化背景的隔膜，此系统的价值颇受怀疑。

《诗术》的研究缺乏连续传统，本身有漫长难解的断裂，古注古疏稀见。因而，《诗术》虽是如此古老的文本，其研究却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文献的发掘，是文艺复兴以来近现代思想语境下的产物。

1498年瓦拉即尝试翻译《诗术》；此后有拉斯卡里斯的希腊文校勘本（1508）；帕奇的拉丁文译本（1536）。罗贝蒂耶洛的In librum Aristotelis de arte poetica explicationes（1548）发表后，《诗术》被看作揭示了艺术“规律”的规范性文献，奠定了新古典批评基础。卡斯泰尔韦特罗的疏证Poetica d’Aristotele Vulgarizzata（1570）提出著名的“三一律”。

《诗术》的影响在17世纪新古典主义达到顶峰，其中某些观点以种种提炼归纳后的“成品”方式广为传播。在其影响如日中天之际，诸如“三一律”这样带有明显误解的条条框框亦被冠以“亚氏规范”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被奉为金科玉律，如是奠定了其经典地位。

18世纪以来的西方校勘和评注取得了很多成就，重要的有：蒂里特、贝克、瓦伦（ 1867、1874、1885）、布彻（1894）、拜沃特（1909），这些成果均以A和Ac本为主本。

20世纪校勘一般兼采诸长，但还是较倚重Parisinus 1741系统。卡塞尔（1965）为目前权威校勘本，综合参考了希腊语抄本、拉丁文译本和阿拉伯文译本。玛高琉斯（D. S. Margoliouth）据阿拉伯本作的校勘、翻译和评注本（1889、1911），颇为特殊。西语译本至今层出不穷。

中译本中，傅东华（1925）、天蓝（1948）、郝久新（2007）、刘效鹏（2008）从英译本译出。缪灵珠、罗念生译文（1962）从希腊语译成，简注，罗本也是学界较通用译本。收入中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崔延强译本（1997、2008）亦从希腊文译出。

严格意义的注疏，大陆学界通用陈中梅译注《诗学》（1996）。陈译本据Kassel [OCT]本，参考众多校勘本，从希腊文翻译；注释兼取各家，集注性质，资料丰富；有提要、索引；附录对关键概念源流进行梳理，很有参考价值。台湾学者姚一苇《诗学笺注》（1966），依拜沃特本，参布彻、布克莱的英译本、松浦嘉一日译本；集注性质，博采各家，注意亚氏观点交互引证，略考观念源流及影响。王士仪《创作学》译疏（2003）据卢卡斯本，资料丰富。

《诗术》研究的古今断裂

    就《诗术》现代研究的主流范式而言，以布彻为代表的审美主义解释将“美的艺术”这一现代观念追溯到《诗术》，认为其打断了古代传统，乃现代诗之“自治”运动的始作俑者：诗的制作和欣赏属于审美经验独特和自主领域，与宗教、政治和伦理无涉；以拜沃特为代表的历史—社会文化研究认为亚氏视悲剧为民主政体公民教育手段，具有道德和政治方面的益处；但其理性化、技术化分析处理将悲剧的深奥玄妙还原成乏味公式，导致悲剧独特张力和神秘韵味失落；以韦尔南为代表的构造－解构主义将悲剧看作独特历史时刻的产物，暗示亚氏没有重视且不再能理解悲剧情景的本质性含混，对悲剧核心意识缺乏敏感。这几种主流研究方式成为现代《诗术》研究中普遍共享的解释性预设，在观念先行的研究方式中，《诗术》本身的关键问题不过是沦为各种现代观念的背景资料。中国《诗术》研究基本跟从西方主流，转述主流论述；主要是文学理论性质的研究，偏重悲剧理论；亦常用于分析中国戏剧创作或与中国文学或戏剧理论做比。在台湾还较多与戏剧实践结合。反思文艺复兴以来《诗术》近现代研究的状况，除了受时代风尚影响的误读外，对《诗术》颇有问题的解读方式也确有隐衷。深层原因就在于《诗术》的文本状况和写作风格。现存《诗术》似乎残缺不全，行文粗疏随意、含混晦涩。其间充斥大量诸如论述不平衡、缺失、离题、脱节、语焉不详之类的问题。糟糕的文本状况和简省的写作风格对其解读和研究影响甚巨，常陷入两个极端，要么谨小慎微、陈词滥调；要么自以为是、肆意发挥。历经古今学术分科和研究范式巨大转变，更是疑义丛生；及至近现代研究，受限文学文化视野，愈加画地为牢。无论《诗术》流传历史、文本状况、文体特征，虽是例行学术问题，但疑点颇多，且这些问题彼此割裂，并脱离《诗术》内容解读和意义探究。《诗术》根本上仍是个谜一样的文本！从文本内容的性质看，还原到《诗术》产生的历史背景、作者意图、理论框架，则《诗术》本是亚里士多德从哲学视野，以哲学方式对“诗术”进行的探究，是哲人对万千世界思考的一部分，与其整全之思联系紧密。

而今天，《诗术》通常被视为文艺理论或美学经典，其哲学属性几乎隐没。从文本形式的性质看，常识性的希腊古文献学也会告诉我们，某些古代哲人的著述，有内传和外传之分。诸如柏拉图所有流传下来的都是外传作品，而亚里士多德所有流传下来的著述，除《雅典政制》外，都是学园内传作品。外传（ἐξωτερικός）作品，顾名思义，就是针对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学园外的，即“学园外部的”“对外公开发表的”“外传的”“通俗的”“显白的”；而内传（ἐσωτερικός）作品则是限于学园内传布的，往往具有“口传”“口授（ἀκροαματικός）”性质，即“学园内部的”“未向外公开的”“秘传的”“隐微的”。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写作，由于针对的人不同、要达成的意图不同，其形式也会迥异。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术》中就说过：“要注意言者或行者其人是谁，针对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于何故。”事实上，这一视野和统绪在阿拉伯传系中依然非常清晰。中古的阿拉伯大哲阿尔法拉比（约872―950）曾翻译过《诗术》，阿维森纳（约980―1037）和阿威罗伊（1126―1198）都对《诗术》有过义疏。这些哲人们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内传哲学，都是从哲学大全的视野来看待其中的《诗术》，而他们将《诗术》归入亚里士多德学问的逻辑学部分，与现代的学问视野和划分大为隔膜。正如刘小枫所言：

这些亚里士多德《诗术》的阿拉伯译者和注疏者都是哲人，他们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讲稿，却不一定熟悉《诗术》所涉及的古希腊诗剧。因此，无论阿维森纳还是阿威罗伊的《诗术》义疏，都很难按一般意义上的“诗学”来看待和理解。……要理解《诗术》先得掌握亚里士多德学问统绪，或者说先进入亚里士多德学问的家门——有如我国古学所谓“家法”。如果仅仅从如今的文艺美学甚或古典学的视角来看《诗术》，恐怕就很难进入这个“内传”文本。

《诗术》：哲人之思、哲人之作

在哲学和思想史上，柏拉图在《王制》中对“诗”进行了古典时代最激烈、最强硬的攻击，《诗术》作为对此批评的直接回应，乃“诗与哲学之争”这一重大问题的经典文本。面对柏拉图出于城邦伦理教育意义对诗歌的质疑，亚氏在《诗术》中回应称：“诗术和政治秉持的并非同样的正确，其他技艺和诗术秉持的也非同样的正确。”亚氏对诗术的探究，基于事物应然的状态，即对其本质意义上的理解，既不基于政治伦理意义上的从属，也非美学意义上的自治。《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即示，每种技艺各以某种善为目的，但这些善目的具有等级，所有城邦中的技艺似乎都处于政治学这一瞄准最高善的最高技艺统摄形成的技艺等级制中。因而，诗术自有其技艺之善，也有其在城邦技艺等级制中的位置。亚里士多德虽然反对柏拉图直接用政治标准来衡量诗，但绝非现代“艺术自治”观念用来背书的那种理解。毋宁说，亚里士多德仍然分享和柏拉图一样的关切。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诗与哲学之争的思想背景中，亚氏说：“诗比之史述更具哲学性、更高尚，因为诗更多讲述普遍之事，而史述更多讲述个别之事。”哲学和史述兴起之前，从神事到人事的各种知识和记忆都是由诗人来保存和传授的。哲学和史述兴起之后，对诗的权威发起了挑战。诗凭借“古老”“祖传”获得的权威性，遭到了哲学之说理论证（λόγος）和史述之眼见为实（ἱστορία）的质疑。不仅有诗与哲学之争，还有诗与史述之争。在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辩护中，一旦和“普遍性”相结合，诗便和讲述个别性的史述撇清关系。哲学探究普遍，诗更多讲述普遍者，而史述更多讲述个别者；相对于诗，史述与λόγος的关系受到贬抑，诗与哲学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

现代以来，对“诗”的反思一再回到哲人视野中心，力图重新绷紧诗与哲学间张力的现代哲人如尼采、海德格尔等，深切认识到《诗术》乃哲学之思、哲人之作，在诗与哲学之争中据有关键位置。从哲学语境和思想史角度，无论在古典思想的横向坐标还是现代变迁的纵向语境中，《诗术》都是思索“诗”之问题要遭遇的首要文本。

重启诗之反思，需要不断返回《诗术》本身，重新进行解读和评估。《诗术》既非特定文化观念宣示或文学理论规定，更非写作学、创作学教条手册。《诗术》凝练简省的形式、抽象枯燥的风格、充满疑义的表述，晦涩含混的论说与此哲学性质密切相关。当代一些学者意识到，重回《诗术》本身，重启哲人意图、问题框架，必须重视其文本形式、理论构架、意义表述。

哈利维尔提出应认真对待《诗术》乃哲人之作这一本该是常识的信念。通过对《诗术》理论特征细致深入的辨识，哈里维尔指出，《诗术》尽管显得杂乱散漫，但对其意图、问题、方法、目的以及限制有清晰自述；关键定义上表述得鲜明有力，意图走向和论述结构足够清晰。从行文标志来看，和亚氏其他著作中的习惯一样，具有连贯和有序论述的自觉。通过牵引同柏拉图、同“诗”的问题传统、同亚氏著述大全等的背景关系，哈里维尔力图全面勾勒出《诗术》的出发点和问题框架，尤为凸显被现代观念忽略或浅陋化的问题意识。戴维斯认为《诗术》文本形式同表述内容关系密切。哲学意在整全认识事物，这一追求是否能以及如何通过语言传达，这是哲学极为内在、重要甚至根本性的问题。出于哲学视野和敏感，戴维斯指出《诗术》之精，在于其乃严格“摹仿”悲剧内在结构，从而也严格“摹仿”λόγος[逻各斯]本质结构的精心构作。悲剧历来被视为最具哲学性的诗，《诗术》之以悲剧为典范，盖因悲剧情节（μύθος）是对无自觉意识下逻各斯结构的摹仿，而悲剧的突转和恍悟即通过悲剧错误（ἁμαρτία）暴露并反思这一结构。戴维斯的解读让人感觉到《诗术》本身非常哲学。而《诗术》文本的种种疑点正是为了激起我们惊奇。哲学起于惊奇，Φιλο-σοφία[哲学]这个古希腊语词的源初意涵，正如《形而上学》中所言，是源起于惊奇的探究，对于智慧的热爱和追寻。

《诗术》的内传性质与隐微风格

亚里士多德所有传承下来的作品，除了《雅典政制》外，其他都是口传（ακροαματικός）文本，即内传或曰隐微（ἐσωτερικός）文本，这本是文献学上的常识，《诗术》也不例外。“内传”和“隐微”的原因在于内容的哲学性、理论性，目的是形成引导性、启发性、思考性的哲学教诲。与提供给学园外部的、宣教性质的、形式和内容通俗易懂、相当程度贴合大众意见和接受程度的“外传（即公开发表的）”的“显白”作品相对，“内传”和“隐微”著作仅限于学园内部，是给已经有相当程度学理和思考准备者的口传讲义。对于内部作品的专业要求和突出特点，据阿莫纽斯（约440—520）说：

我们说，哲学家的表述显然有不同的方式。在那些口传的著作中，就其思想而言，简洁扼要，高度浓缩，充满疑难；就语言来说，则相当平常，这是为了寻求精确的真理和清晰明白。有时候，如果需要，他会造些词出来。在那些为多数人写作的对话作品里，他会注意一定的充分完整，细心地选择用语和比喻，修改措辞风格以适应谈话者，总而言之，会尽力美化风格。（《范畴篇解》Amm. in Cat. 6. 25-27.4）[1]

事实上，《诗术》中本就自承过这种隐微性质。在《诗术》1454b18处，亚里士多德略去一些问题，原因是这些问题在已经发表的作品中（可能指《论诗人》）已经做了足够的说明，言下之意，《诗术》未经发表或者不打算发表。也许正因为是常识，也就沦为陈词滥调，没有人仔细加以考虑。最大的原因，还是启蒙以来的现代观念对“隐微”这种古典写作品性根本上的隔膜。对于《诗术》这样一个文本，隐微风格则至为关键。一旦隐微视野得以开启，前面所言及《诗术》的诸多文本特征就根本不是传抄错误或者流传损害，而很可能恰恰是隐微风格的有意为之；一旦有此意识，则传统的疑难之处就变得具有问题性、引导性，成为开启隐微解读的入口。因此，《诗术》文本形式、文本状况、流传过程的种种疑问与这种内传性质、隐微风格密切相关；探究其内容和意义，也理应认真对待其内传文本这一性质，研究史上各种疑义需通盘考虑。我在研究中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尔兰阿拉伯学者玛高琉斯基于阿拉伯传系的译注本中保留了极可能是古代传统中流传的对《诗术》隐微风格的释例。即便只是个别释例，也强有力地证实了《诗术》写作风格的隐微性，理论内容的哲学性，文本性质的特殊性、目的性，形式和内容关系的密切性。其释例表明了《诗术》同亚氏其他哲学著述一样逻辑严谨，与亚氏整个著作全集有紧密严格的文本互涉互证关系，这种关联性也从一个侧面反证《诗术》根本上的“哲学性”。其形式隐微，内容哲学，二者密不可分。

《诗术》文本流传的隐匿和断裂，正是因为这种“内传”性质，甚而可以说正是其隐微风格的超级成功。阿拉伯传系不仅在时间上比文艺复兴的研究传统早，而且就思想传统而言，相比于西方世界的断裂和古今之争，中世纪的阿拉伯传统才是古希腊传统的真正传继者。因而，在阿拉伯传系中发现对古代隐微著述传统的内行解释、哲学解释其实并不那么令人意外。但长期以来，一方面因语言层层转译、文化背景隔膜等因素，阿拉伯传系的意义价值颇受怀疑；另一方面，隐微风格始终具有潜力，并不那么容易被穿透和接受。从现实看来就是如此：尽管西方学者也发掘和整理了阿拉伯传系的东西，但这些解释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文艺复兴到今天，这一解释传统在《诗术》研究中依旧边缘，可有可无。阿拉伯传系对于《诗术》研究来说，有学术意义，但却没有实质意义。

玛高琉斯的阿拉伯传系《诗术》释例

    在玛高琉斯的解读中，亚里士多德《诗术》中的某些隐微手法得以呈现。虽说是阿拉伯研究方面的专家，玛高琉斯似乎非常专注于亚里士多德的《诗术》。除了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以及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的校注本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from Greek into English and from Arabic into Latin with a rev. text, introd., commentary, glossary and onomasticon，他还有一本《亚里士多德的荷马》（The Homer of Aristotle, 1923），此外还有一本拉丁文的《亚里士多德<诗学>东方文录》（Analecta orientalia ad Poeticam Aristoteleam, 1887）。

玛高琉斯译本和注疏的特色是重视阿拉伯那一版本源流的价值。尤其在注疏和解读方面，从书中透露的信息来看，他所深谙的《诗术》隐微风格的释读方式，必定来自古代传统的遗留。不过，一是由于阿拉伯版本源流本就受到轻视，其次或许因为这种隐微的释读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有点“天方夜谭”，总之，虽然在文献综述中，因其特别、独树一帜，一般都会被提及，但未见其译本和疏解真正的独到之处及其意义和价值得到过多么认真的对待。甚至因为玛高琉斯坚信阿拉伯源流对释读《诗术》的价值，还常引人侧目，比如哈迪森在《阿威罗伊〈诗学〉注疏在中世纪批评史上的地位》中就认为玛高琉斯有点过甚其辞。[2]事实上，正因为这种隐微眼光的开启，玛高琉斯本的理解乃可以紧贴文本，解开一般解读认为“晦涩”“矛盾”“离题”“残缺”“错误”之处，以《诗术》本身和亚氏其他著作繁密的文本互涉为证据，探幽取微而言之有据给出释例。但不得不说，玛高琉斯虽然在他的译注本中保留了一些可以肯定得之于阿拉伯传系的释例，但他本人对《诗术》的注释却并不专主阿拉伯传系释例，而是有相当大一部分参考现代观念、理论的注解，因此这两个部分间并不那么圆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玛高琉斯只是从阿拉伯文献的遗留中获知了某些释例，而他本人并未能用这种阿拉伯的解释传统贯通理解整部《诗术》，对于古今之间观念的隔阂也未存足够的意识和审慎。比玛高琉斯稍晚的同时代人特卡茨也提供了一个阿拉伯传系的校注本，[3] 并且他似乎着意反对玛高琉斯。

一直以来，在对《诗术》的研究中，我力图从《诗术》内传文本这一性质入手，回到文本本身，辨析其隐微风格，努力贴近作者意图，根据阿拉伯解释传统中对隐微手法的某些示例，考辨文句、破解疑难、探微取幽，寻求对《诗术》内在哲学思考和探究的贯通阐释。对于像《诗术》这类古代文本，深入的专题探讨必须建立在严谨的译注笺疏文本之上，最基础的文献资料整理工作，也是回到文本本身的理论研究。既有中译本从希腊语原文翻译的少，有详细注疏的更少，而通贯全本的义疏、笺释、解读更是缺乏。现在大陆学界通用的陈中梅本为集注性质，采集了各种资料、保留了各种意见，但并非贯通义疏。台湾注疏本有观念先行、凭己臆断之弊。我在博士论文中探讨了《诗术》的文体与引征问题，研究中大大得益于前辈学者们的译注，但随着研究深入，却产生了更多困惑。很多问题必须回到希腊语原文，对照各种校勘本，重新考虑校勘中的争议问题；理解上反复参考诸多译本，各种注疏。在此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对《诗术》文本疑难的意见、对亚氏写作意图的理解、对《诗术》结构和内容的分析，深感《诗术》研究中非常需要但却仍然缺乏贴近文本本身、深入贯通其哲学探究的完整译注和疏解。对于达成这个目标，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重新重视和认真发掘阿拉伯传系的遗留。

《诗术》阿拉伯传系的阐释原则

    玛高琉斯本中虽然只是保留了一些释例，但这些释例是颇具一贯性的，因而是一套完整阐释遗留的片段。作为范例，对如何解读《诗术》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性。玛高琉斯本的释例，能让我们获得一种“穿透隐微”的眼光。首先，尊重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尊重《诗术》文本本身，尊重其文本形式、表述方式和情节论证，不轻言文本错误，而且特别要从那些看起来有疑问的地方找到阐释的线索；其次，高度重视《诗术》自身以及《诗术》与亚氏哲学大全之间绵密的文本互涉，找到可靠的阐释依据，以亚里士多德解释亚里士多德。正如玛高琉斯在其校注本导言最后所说：

若有人欣赏《论题篇》的极度精巧及其使任何错误方式都暴露无遗的本领，那就不会轻易对作者本人的规则有任何违背。他的读者或许已经配得上他。

那么，我们所获得的解释的准绳如下——

不能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引用篇章和语句加以支持的解释并无把握；

不能对文本中每个音节都提供理由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

归咎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毫无意义或与常识相悖的解释不可容忍。[4]

这种阐释方法在近现代的《诗术》注疏和研究中别具一格，毋宁说直指近现代《诗术》研究之弊。玛高琉斯所严格要求的解释准绳之一：“不能对文本中每个音节都提供理由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即文本任何一个部分（甚至到其中每个音节）对于理解来说都是必要的。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本人在《诗术》中对“情节”构合的要求：“事件成分要组合到这样，以至若任何成分改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变化和松动。”也就是说，这一阐释原则本身即要求我们对《诗术》必须作整体的、通贯的理解，而整体的理解从各个部分的组合而来，因而每个部分的理解又有赖于整体。具体到文本阐释中，就是重视每一细节，又要与整体照应，章句和义疏内在结合、密切勾连；部分的含混、晦涩，甚至疑点、矛盾很可能要通过整体的情节论证才能最后得以澄清，而整体的通贯理解必须通过各种细节的暗示指引和所有环节的紧密勾连才能达成。本书的笺释和疏解部分最大的特点也在于此，即“通绎”之意。作为一部“作品”，《诗术》文本内部一定会有相当多的文本互涉，作为情节论证的路标。进而，就《诗术》是一部哲人之作而言，它隶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整全之思，是其哲学整体的一部分，因而必然还有不少外部的与亚氏其他著作内容的文本互涉，这样的哲学文本间的互涉，其实又属于亚氏哲学大全集内部的文本互涉。这些繁密的文本互涉构成玛高琉斯阐释原则的第一条：“不能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引用篇章和语句加以支持的解释并无把握。”这就是严格以亚里士多德自己解释亚里士多德。

玛高琉斯阐释原则的第三条：“归咎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毫无意义或与常识相悖的解释不可容忍。”这一条显得特别有意思。事实是，《诗术》文本经常有一些看似矛盾、错误，解释不通的东西，就会被阐释者认为毫无意义或与常识相悖。这条原则的核心意涵在于内传文本与普通常识之间的距离。一方面，在形式上，内传文本的隐微手法造成理解障碍；另一方面，是内容上，哲学的、理论的理解和普通常识、意见之间存在差别。形式和内容这两方面的距离和障碍通常密切关联。因此，往往这种看似有问题、矛盾、错误、混淆或不合常识之处，正是值得我们倍加注意、仔细探查之处，很可能成为进入《诗术》理论和哲学理解的突破口。这要求我们首先不能轻易怀疑文本，不轻言文本错误，更不能随意增删改移，尊重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权威，尊重文本形式，包括词法句法、行文表述，细查深思，探寻文本中涵藏的奥秘。遗憾的是，玛高琉斯似乎没有严格贯彻自己在导言中确定的准绳，除了从阿拉伯传系而来以及依据这种原则而来的阐释，他的注解中还采用了大量近现代人的观点，且不说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在没有明确的文本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出于观点引证，很难说这些东西是否贴合亚氏本人、是否出于《诗术》本身的意指。因此，本书笺释是更严格遵循玛高琉斯确定的准绳而来的，而非亦步亦趋地跟随玛高琉斯的注释，倒是首先要用这个准绳对玛高琉斯本人的注释进行辨别和拣选。

本书译笺的师法

    中国经学起于汉代，解经之学，强调谨守“师法”“家法”，解经时要依从章句、谨遵师说，毋从私己、毋出臆说、毋相羼杂。对于古典文本，集注当然有非常重要的资料和参考意义，也能会通理解，但这更适用于去古日远，贴近文本的口传师说湮没无闻的情况，实属不得已。至于古注古疏，尤其是口传性质的阐释，无论中西，都有必要考虑其“家法”“师法”，毋相羼杂。

因此，本书笺释力图谨守玛高琉斯本中呈现的阿拉伯传系的“师法”。首先是本书释义专主玛高琉斯本以为参考；其次，即便是玛高琉斯本，其中出于阿拉伯传系及其阐释原则之外的理解和注释，均予以剔除。迄今为止，从阿拉伯传系而来的校注本，除玛高琉斯本之外，还有特卡茨本。本书最大的遗憾是，笔者不懂德文，无法处理特卡茨本的内容。不过，既然特卡茨本有意反对玛高琉斯本，则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以及二者对于阿拉伯传系的意义，可能属于一个专门的问题。因此，无论如何，基于前述玛高琉斯本释例对于阿拉伯传系阐释原则的充分呈现，基于玛高琉斯本并在其阐释原则启发下的完整笺释仍然是有独立意义的。本书笺释虽然执守阿拉伯传系的解读和阐释原则，但《诗术》文本的翻译仍基于希腊语原文。玛高琉斯本的英译文亦从希腊文译出，另以拉丁文翻译了阿拉伯译本。由于阿拉伯本是译文，且是转译，基于阿拉伯本的文本重建是极为繁琐和艰难的，属于一项非常专门的研究，因此本书《诗术》翻译并不纠结这些问题，完全根据希腊文翻译《诗术》文本。本书《诗术》译文以Kassel [OCT]为底本，对照重视阿拉伯传系的塔兰和居塔斯新校勘本，[5] 参考玛高琉斯本英译。翻译中的词法、语法、句法，我酌参了卢卡斯本（[6] 和伯纳德特、戴维斯本。[7] 伯纳德特和戴维斯译本最大的特点是秉持尊重亚里士多德本人权威的原则，尽量贴合希腊语原文，包括词法、句法。遗憾的是，由于该本并没有重视阿拉伯传系的隐微解释，即便贴合原文，但翻译中不可避免的某些理解仍然是错误的。因此，这些版本与玛高琉斯本理解歧异之处，我断然舍弃。翻译中我也参考了罗念生先生和陈中梅先生的中译本，前辈学者筚路蓝缕，我受益良多，自己正是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玛高琉斯本的英译文并不紧贴希腊语原文，有部分译文是释译性质，一些释译与其注释中很可能是来自阿拉伯传系阐释的理解保持一致。我对《诗术》文本的翻译从希腊文直译，只从意义上参考玛高琉斯本，但并不跟从其译文。但对于其译文中具有阐释性质，可以作为辅助理解的部分，我译出并以“M本释译”的条目放在注释当中作为参考和对照。玛高琉斯本有一题为“亚里士多德的隐微风格”的长篇导言，保留了相当多释例，且总结了隐微风格的阐释原则，非常有价值，因此译出作为本书导言。

本书译笺与通绎体例说明

    出于方便使用的考虑，除了译文中标注学界通用的贝克（Bekker）码之外，本译注还保留了学界较广泛接受的26章的分章形式，在每一章最后，附有本章内容的概述，根据需要以及我的理解程度，有详有略。本书通绎，注重整部《诗术》的形式、结构、情节论证，概述可以帮助厘清论述结构和行程。第一章的划分问题特别复杂、精细并且隐晦；也因为是开始的章节，具有总体性，很多问题涵藏其间，故此章概述篇幅最长，完全匹配第一章的重要性。本书的脚注部分，除上述“M本释译”外，“M本注”译出了玛高琉斯本注释中经过拣选的，我认为符合或可能出于阿拉伯传系阐释原则的注释。当然，这其中我的判断很可能有误。对于玛高琉斯某些看起来很特别，但我并不太理解的注释，出于不要遗漏以待后者的考虑，我也译出保留。“译笺”是我对于玛高琉斯注的一些解释，都有明确标注。我本人根据阿拉伯传系阐释原则对《诗术》作了笺释，这其中尤其包括大量对《诗术》隐微风格的疏解和情节论证的通绎。由于笺释内容篇幅极大，为了方便阅读，采用了正文中分段疏解的形式。如此安排脚注和正文，正好可以清晰划分玛高琉斯的注解和我的笺释。不过，由于我在正文笺释中也涉及不少玛高琉斯的注释和理解，这样会造成正文和脚注两部分有一些重复。但无论如何，将玛高琉斯的释译和注解在注文部分单独保留十分必要，我本人的笺释和玛高琉斯的注解有必要明确区分。一方面，玛高琉斯注释中有部分我并不理解，未作笺释和疏解，需要单独保留。另一方面，我作了笺释和疏解的部分与玛高琉斯注释是否相合，可以明确对照。这样会大大方便后来研究者们辨析使用。本译笺意在为《诗术》研究者提供一个专业的研究文本，因而笺释和通绎部分篇幅很长，内容颇为细致繁琐，也具有相当难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能“不堪卒读”；对于需要单独阅读和使用《诗术》译文的读者来说，这种文本形式也会相当“不友好”。有鉴于此，后续我会再制作一个简注本，满足这些读者的需要。仅就译文来说，因为基于阿拉伯传系理解进行翻译，在已有中译本中，有其特殊性，也算是为汉语学界贡献一个基于阿拉伯传系理解的中译本，具有单独存在的意义。

中世纪的阿拉伯哲人在注释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时，会为同一个文本作短篇、中篇或长篇几种不同的注疏。阿威罗伊就曾为《诗术》作过短篇和中篇两种注疏。[8] 的确，中世纪哲人正是充分考虑了这些文本的哲学性、专业性，从而针对不同程度读者的需要，采用不同难度和篇幅的注疏。当然，读者也可以循序渐进，先从简注本开始，如果觉得需要进一步解疑释惑，再慢慢进入到专业研究本。有鉴于尊重《诗术》文本的重要性，本书中译文力图紧贴希腊原文。选择这种翻译方式，难免有些词法句法不那么合乎中文表达习惯，显得生硬；不得已的情况下，本译文追求信实，牺牲雅驯。中文词法和句法结构不像西方现代语言和希腊语那么相似，翻译中但求做到不随意增删改移语词，保留文本缺陷和障碍，辅以校勘说明；关键语词一以贯之，与希腊语原文严格对应或附注希腊语原词（为了便于研习者查阅希腊词典，所附注的希腊词后，我也附注了该词的原形）。需要强调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写作，的确严格到语词。正如读者在本书笺释和通绎中会看到的那样，《诗术》中的许多关键语词就好像戏剧中的人物一样，具有串联情节论证的重要性，因此，这些语词必须在译文中保持通贯一致的对应性。此外，我在研究中发现，《诗术》中对某些重要内涵的澄清，往往通过词源学的追究来引出其理论意涵。亚里士多德充分利用了词源学具有的“思维”特性。正如我们在很多例子中看到的，无论进行多么深奥的哲学思考，亚氏往往只使用那些最为普通的普通希腊人都熟悉的词语。在论述行程中，这些词相互联系而又具有微妙区别的义项会慢慢呈现，并被巧妙地分疏、区格，仿佛点石成金般，这些普通陈腐语词中生新精微的哲学深意被提炼出来。所谓“贴近文本本身”的翻译，也应考虑亚氏用词的这种特点。

因此，对《诗术》中某些看似术语或我们今天已经术语化的语词，不应生造术语来对译，而应尽量采用普通用词，保留其词源含义，除非确实是亚氏的生造词。另外，在翻译中既必须严格保持这些语词的对应性，同时又要考虑到其含义的成长性和变化性，这是译本中的一个难点。我处理的方式如下：首先，笺释和通绎中对这些词源学案例有不厌其烦的注解。其次，在译文中，语词尽量对译；有一些语词是关联义项，但有明确区分的，则以不同的词对译，辅以详细注释；有一些语词完全是同形异义，当然以不同的词对译。无论如何，这些词的严格对应关系都会在最后的词汇表中给以说明。

《诗术》以及亚里士多德研究路径的探索

    本书以反思文艺复兴以至近现代《诗术》研究主流、反思中国《诗术》研究和接受为起点；重视《诗术》本身的哲学性，关注哲人意图、问题框架、理论表述；关注与柏拉图、与“诗与哲学之争”等哲学史思想史背景关联；力图重新挖掘阿拉伯传系的意义和价值；重视《诗术》内传性质、隐微风格；重《诗术》内部文本互涉互证、与亚氏其他著作文本的交互引证。本书以文本疑难做突破口，将文本形式风格研究、章句考释、文本互涉等证据挖掘与哲学探究及情节论证结合，对传统上割裂的各方面疑点和问题通盘考虑，完整贯通疏解整部《诗术》，故名之曰“通绎”。

尽管坚信自己这一重启《诗术》的研究路径，但出于这项研究的难度，也限于自己能力和精力，本书还有太多遗憾和欠缺。翻译方面，我对很多希腊语小词的理解比较简单刻板，译文的僵硬一方面的确出于尊重《诗术》文本原文，但不可排除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笔者对希腊语的掌握还很粗浅。笺释方面，则特别受限于笔者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大全集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在《诗术》与亚氏其他著作的文本互涉方面，必定有相当多的遗漏。此外，因为孩子年幼，我无法到国外查找资料，对于国外《诗术》研究近些年是否有较新进展未能进行爬梳。当然，本书的目的恰恰不在于“求新”，而是“搜旧”，力图让淹没在故纸堆中某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重现于世。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常怀有心无力之感，我深知文中一定有许多错误和不当之处，祈请方家多多指正。不管怎样，我深切希望，本书的抛砖引玉，能给学界带来真正回到《诗术》文本本身，回到“以亚里士多德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视野和路径。并且，出于对《诗术》隐微形式高度精巧及情节论证极度严密的赞叹，我相信亚里士多德其他著作（别忘了除《雅典政制》外，亚氏所有作品都和《诗术》一样是内传作品）的文本风格、表述方式、情节论证这些形式方面的因素也值得高度重视。传统上把亚里士多德的著述看作哲学论文，不重视其文本形式。近些年，柏拉图对话体戏剧性的文本形式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成为反思柏拉图研究的基本进路；这种语境下，独白体的亚里士多德作品往往被作为柏拉图对话体形式的对立面，其形式也不受待见。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独白体和柏拉图作品的对话体这种形式上的对比当然存在。古代的研究者明确说过亚里士多德内传作品是独白体，亚氏本人也曾经写作过对外的对话体，只是这些作品已全部佚失。但亚里士多德这种“独白体”绝然不同于今天哲学论文那样的独白体。以我理解《诗术》的经验而言，如果说柏拉图的对话就像戏剧那样充满戏剧性，那么，《诗术》就像小说那样充满戏剧性。《诗术》看起来是独白的、叙述的，但其内在的情节论证并不缺乏戏剧性。正如《诗术》中所讲，“戏剧性”（即“有戏剧技艺的”）指的是情节展开完整，而非戏剧表演形式意义上的戏剧性。通过戏剧表演的戏剧如果情节展开不完整的话，仍然可能缺乏戏剧性；而通过叙述的史诗和小说，情节展开完整的话，也是具有戏剧性的。《诗术》中的论证行程和结构往往具有情节意义上的戏剧性，这让我印象深刻。《诗术》的研究让我坚信：内传文本的隐微形式与哲学的理论探究，二者密不可分；不穿透其隐微形式，难以切近其情节论证。这必定不只适用于《诗术》，也适用于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内传作品。此外，本研究中呈现的《诗术》与亚氏其他著作之间繁密的文本互涉，足以让我们管窥亚里士多德哲学大全集文本互涉的密度、广度和深度，在过于门类化、专业化的亚里士多德其他学问研究中也应引起足够重视。

对我来说，研究《诗术》的过程，就像经历了一出出悲剧，多少次误入歧途，多少次突转恍悟；在错误中学习，在受苦中成长。亚里士多德这位老师，真真切切地让我学到很多，特别是让我理解了人类思维的“悲剧性”，即人们在追寻λόγος过程中走向迷误的倾向，让我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净化自己的思维性情，让我学会思考和理解。《诗术》精巧绝伦、“迷宫”一般的构造令人惊奇，它的作者从不轻易抛出断语，给出结论，只有暗示、路标、提醒，甚至故意制造矛盾、疑难，因此，特别需要学生的细致、敏锐、追索、苦思，紧紧跟随、深度参与，需要读者“入戏”，从而学会跟作者一起思考。而这正是哲学的本义，因为哲学是智慧之爱（Φιλο-σοφία），是对智慧的追求而非智慧本身。

致 谢

我从跟随刘小枫教授攻读博士时开始研究《诗术》，至今已经翻过十个年头。从一开始的不得其门而入，到慢慢自以为是，到一次次推翻自己。对于学术志业的信念和坚守，离不开小枫师的言传身教。我还记得最初定下博士研究题目的时候，老师对我们说，要努力做到有一天西方人研究也绕不过我们，必须读我们写的书。老师的话既让我惶恐，也一直激励着我。完稿之时，老师百忙中还帮我看了书稿，给我修改建议。点点滴滴，历历在目……本书稿的完成是我的一段艰难岁月，对于总在书桌旁拽着我衣角，央求妈妈陪伴的孩子，我有很多内疚。总对他说，妈妈要工作，妈妈的工作还没完成。到后来，我都害怕“工作”这个词会让他幼小的心灵产生阴影。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年迈的父母帮我照看幼子，有自己学业的先生帮我校对书稿。也谢谢小小的他，从外面回来不忘给妈妈带一小枝桂花，或跑到书桌旁唱上一首“我有一个好妈妈”……在工作艰辛苦思劳顿之余，给我那么多温暖、甜蜜和欢愉。感谢国家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持。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亚里士多德《诗学》疏证研究”（13CWW035）资助，并以优秀项目结题；与此相关，我的《诗术》研究还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第56批）项目“玛高琉斯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评注研究”（2014M5615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第八批）项目“亚里士多德《诗学》研究：内传风格与哲学探究”（2015T80446）的支持，谨致谢忱！

陈明珠，浙江省社科院文化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西古典诗学研究，专注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和中国《诗经》经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课题“亚里士多德《诗学》疏证研究”，成果结项优秀。“玛高琉斯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评注研究”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亚里士多德《诗学》研究：内传风格与哲学探究”获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已发表二十多篇中西古典诗学方面的论文。出版译著《哲学之诗》（2012）、《双重束缚》（合译）（2006）、《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哲人》（合译）（2014）《探究希腊人的灵魂》（合译）（20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