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的这次讲课主题是尼采对自然问题和真理问题的思考，以及尼采试图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努力如何使得尼采思想矛盾重重。施特劳斯讨论这个问题的意图是思考哲学是否可能这个大问题。尼采的困境在于，试图在历史意识的基础上，重新找回自然，并为自然祝福。施特劳斯的讲述细致入微地呈现了尼采所思的沉重性，并告诫听众，尼采的思考至今仍有重大意义。中文版根据图书内容和主题重拟了标题，即《尼采的沉重之思》。

此外，施特劳斯于1962年专门讲授过《善恶的彼岸》，但仅留存下来两讲，附于《尼采的沉重之思》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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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英文编者导言（节选）

维克利（Richard Velkley）

　　1967年的尼采研读课，在导论课之后讨论了三个文本：《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至第三讲）、《善恶的彼岸》（第四至第十二讲）、《道德的谱系》（Genealogy of Morals，第十三至第十七讲）。在第一讲中，施特劳斯描述了尼采思想的独特特征，强调尼采的核心关切是历史，如同尼采宣称的那样，“历史意识”（historical sense）将他与所有其他哲人区分开来，包括赫拉克利特这位他最敬仰的古代哲人。历史意识与下述这种洞见有关：每一种哲学表达的是哲人的道德取向（moralorientation）：“他瞄准的是什么类型的道德？”（《善恶的彼岸》6，211）

历史意识和理想塑造（the ideal of formation）之间存在张力，塑造理想是一种德国传统，这一传统通过古典研究来塑造人，而尼采从青少年时期起就痴迷于古典研究。尼采的终极关切不是行动，而是解放个体。与马克思不同，“尼采从未克服也从未意欲克服哲学”。

然而，尼采和马克思一样都是革命者，是右翼无神论革命者的一种新类型，而非一个保守主义者。在这个方面，他是法西斯主义的先驱。他宣告了苏格拉底式文明的终结以及虚无主义的到来，但也指向未来超越以往所有高峰的人性高峰，这一观点的基础是下述历史洞见，而这一洞见是一条致命的真理：所有思想都是历史性的。施特劳斯说，通过阅读《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他将探究尼采思想中的历史问题以及尼采思想中的张力。他称《善恶的彼岸》是尼采最美的书，明显与尼采的说法不一致，后者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未完成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视为最重要的作品。

在第一讲中，施特劳斯概述了他所谓的“我们的任务”（our task）、“我们的问题”（our problem）和“这个重大问题”（the great question）分别是什么。“我们的任务”是比较尼采接近更深刻的真理（thedeeper truth）——即主观性（subjectivity）真理，青年尼采用主观性反对科学史学的客观性（objectivity）——的途径与存在主义对真理的新解释，而存在主义通过结合基尔克果（Kierkegaard）和尼采而产生。尽管施特劳斯提出这一任务表明存在主义在他对尼采的思考中占据一个核心位置，并且在这门研讨课上几次提及存在主义，但是施特劳斯在这一年的研讨课上没有像1959年研读《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那样详尽和明确地讨论存在主义。

施特劳斯只是在描述“我们的问题”时，即“早期现代哲学如何理解晚期现代哲学所谓的‘历史’”，才提及最重要的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的名字。这个问题与施特劳斯关切的现代历史思想的谱系有关，他在别的地方也追踪这个问题，如著名的《自然正确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在这本书中，海德格尔构成了历史哲学的顶点。

施特劳斯的意图不仅是要揭露历史思想的错误，而且是要在早期现代哲学中寻找历史哲学对之有不同理解的种种现象，还试图发现早期现代哲学与历史哲学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发生变化的根源。当施特劳斯说，尼采之后历史思想有“一段伟大的历史”（a very great history）时，心中所想就是海德格尔，并且指出，海德格尔的尼采讲座集（1961年出版）是尼采思想最好的入门书籍。

施特劳斯没有像1959年的尼采研讨课那样，以对我们时代的危机和伴随这一危机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戏剧性描述开始1967年的研讨课。因此，他提出“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和学院派的特征。这可能是故意的反讽：施特劳斯在1959年以更为通俗的方式导入尼采最深刻的作品，1967年则以更为“理论的”方式导入尼采更通俗的作品。至于“这个重大问题”，不像“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问题”，最初就是尼采所关切的，不过“这个重大问题”也与真理的历史特性相关。施特劳斯强调，尼采试图保护和捍卫哲学，但是他以一种新奇的兼具诗性和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思考，试图以此面对历史洞见的挑战。尼采的历史思想表达以独特的“自身”或“主观性”作为基础，因此，“这个重大问题”就是：

如果自身（the self）是独特的，那么哲学能否存在？

施特劳斯非常清楚，海德格尔批判了尼采思想的这一基础，因此也存在一种对尼采的哲学阐释的批判性方法。“这个重大问题”明显牵涉比较尼采与海德格尔或存在主义，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理解二人的差异。

施特劳斯断言，尼采关切历史，其“最深的理由”是他否认一切不灭性（imperishability）。尼采让如下两者形成对照：一者是虚无主义对“万物流变”思想的回应，另一者是对永恒复返的意欲中的永恒性假定，并让后者对抗前者。因此，施特劳斯转向《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获得理解《善恶的彼岸》的关键背景。“论一千零一个目标”这一章谈论人类灵魂的一种著名转变，即民族的不断凋谢是个体绽放的序幕。一份新的价值标牌为新的个体提供了法，这些新的个体不是毫无目标的末人，而是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绝不会模仿上帝，而是反叛上帝，在有意识的创造行动中赋予这个世界意义。这种创造性的根源就是自身（the self），自身的活力在过去一直没有被意识到。自身之于个体是独一无二的，是表面自我（the superficial ego）的深层根源，是美德之王。基于自我（ego）和自身普遍性的科学是苍白的侏儒，没有能力完成哲学高贵的立法任务。更高的人必须克服威胁人类未来的重力精神（the spirit ofgravity）和复仇精神（the spirit of revenge），前一种精神渴求确定性，后一种精神对“过去如此”（itwas）绝望和愤怒不已，因为过去不可克服。知识不能与意欲（willing）分离，哲学更高的意志是一种救赎的意志（a redeeming will）。尽管这一意志在特殊的个体那里根深蒂固，但它有一个普遍目标。尼采谈到了对“机运和无意义之物”的终极征服，但仍然面临顶峰之后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依然需要理智的真诚和对确定性的渴求，不过，科学必须与诗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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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讲疏者　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其代表作有《迫害与写作的技艺》、《城邦与人》、《什么是政治哲学》等。

整理者　维克利（Richard Velkley），杜兰大学哲学教授。著有学术著作多部，如《卢梭之后：追问哲学与文化》（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论源初遗忘：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与哲学的前提》（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中译本参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

译者　马勇，山西河曲人，2017年6月取得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目前就职于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和世界上古史。

尼采的沉重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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