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收入上世纪德国著名神学家特洛尔奇的两篇长文《新教对现代世界形成的意义》《历史主义及其克服》，并围绕相关论题收入19世纪史学家兰克的《〈历史上的各个时代〉（1854）序言》，以及候斯在1932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危机》，和施密特的《德国历史主义与走向议会民主制》。整个文集的核心关注点就是历史主义思潮及其后果对人类文明造成的普遍危机。

本书是编者若干年来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如果说之前编的《西方古代的天下观》和《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展现了历史主义如何从历史中成胎、养成并动摇了人类生活的稳固基础，那么，这本书则旨在展现历史主义开始全面占领人类生活之后，那些先知先觉的思想者——就此书而言是德国新教神学家特洛尔奇——为克服它所做出的卓绝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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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何谓“历史主义”及其危机（节选）

刘小枫

所谓“历史主义危机”，不是指“历史主义”自身的危机，而是指它引发的文明危机。要理解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危机甚或是谁的文明危机，首先得搞清何谓“历史主义”，尽管这并非易事。

“历史主义”首先呈现为一种学术-教育现象，即各种现代意识形态式的历史知识成了人文教育的主体，由此引发的实际政治现象是，个体权利至上、价值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等政治伦理主张成了拥有法制权威的政治正确原则。在一些人眼里，这一现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人类文明危机”的表征。

莫米利亚诺（1908—1987）是20世纪非常著名的古史学家、史学史家，他承认历史主义让人们陷入一种伦理的两难困境：我们要么持有一种独立于历史的宗教或道德信念，从而允许我们对历史事件做出评判，要么必须放弃道德判断。

面对这样的困境，莫米利亚诺的选择并不含糊，他紧接着就说：正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有着多少道德规范，所以，我们不能从历史中汲取道德判断。但即使是通过研究历史得出的历史变革观念，也暗含着一种超历史的（meta-historical）信念。我很难想象没有道德判断的历史写作，因为我还未曾见到过。无论如何，它会无端排除这样一种先验的史学可能性，即单纯出于求知欲或基于对技术成就的兴趣，而不关心任何道德价值。（同上）

莫米利亚诺说这番话的时候（1970年代初），欧美学界的民主化史学正在强劲崛起，“历史主义”现象再度引人注目：各色史书不断增多——这意味着所谓“史学家”越来越多，而且成了人世教育的权威。过去，人们从出自圣贤手笔的宗教经典获得对人世的理解，进而树立起正确的在世生活态度；如今，人们相信史学家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人世理解及其应该如何生活的法则，史书的教诲成了最让人信服的教诲。

莫米利亚诺（1908-1987）

问题来了：史学家或修史作家与古代圣贤在心性品质上属于同一类人吗？“圣贤”必定是心性品质卓异之人，这种人极为稀有，如今的史学家越来越多，难道圣贤越来越多？为何耙梳历史文献的学人说话口气越来越大？

人们相信史学家或修史作家也许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人们以为，史学家谙熟过去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掌握了应该如何生活的法则，因而有权教导人们。倘若如此，古今文明的差异就在于：古人依据圣贤提出的应该如何生活的法则来看待人世，今人则依据史学家从历史中得出的人们实际上曾经如何生活的法则来看待人世。

现代式的世界史写作以伏尔泰的《风俗论》为标志，这部史书最初的书名是《论通史和论诸民族国家的德风和精神》，1756年正式出版时删掉了“论通史”，仅剩下“论诸国的德风和精神”。中译本译作《风俗论》让我们没法看到，伏尔泰写作这部史书意在取代波舒哀主教的《论普遍历史》，并提倡他所看到的某种新“精神”（l’esprit）。

1756年版《论国的德风和精神》第一章的标题是“历史哲学”，篇幅很短且言之无物。七年后（1763），伏尔泰出版了长达两百页的《历史哲学》，作为《论诸国的德风和精神》的新导言。这篇新导言让我们看到，伏尔泰重述世界历史凭靠的其实是近代新物理学的理性精神，而他让自己显得——他站在时代之巅，也站在了人类文明之巅。他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知识。他也拥有令人惊讶的丰富知识，涉及物理学、哲学、公共事务乃至宗教问题。他增强着自己的智识能力和道德能力，以至于这些能力成为其他人的标准。

如果说伏尔泰的智识气魄已经令人咋舌，那么，半个世纪后黑格尔（1770—1831）在柏林大学开讲“世界历史哲学”课程（1822—1823）的气魄，则让人觉得他比伏尔泰站得更高，有如一个“神”站在云端俯视人类文明的进程。面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认识原则向人文和社会认识领域的推进，黑格尔力图让“精神科学”拥有属于自己的逻辑。凭靠自己构想的精神哲学，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展现了“世界大全式的知识”（Allweltswissen）。

黑格尔的世界史观被称为思辨的历史主义，其基本要点除了理性的历史进步之外，尤其重要的是，凭靠“世界大全式的知识”和理性进步的历史规律，黑格尔论证了何谓人世间的最佳政制。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1813）非常有名，最后一章题为“国家”（第三部分第三章），此章最后一节以扼要论述“世界历史哲学”结尾，而《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导论”的结尾部分的论题正是“国家的本质”。显然，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与他要论证的最佳政制有内在关联。

20世纪末，中国的转型和苏联帝国的瓦解让日裔美国学者福山非常兴奋，他不仅凭靠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宣告“历史的终结”，而且以通俗的方式重述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进程：从“前人类时代”到“民主全球化”时代。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进步最具标志性的转折点，黑格尔就站在这个转折点上为人类历史的普遍进步指明了终点。

普鲁士史学家德罗伊森（1808—1884）25岁时就以《亚历山大大帝传》（1833）享誉学界，在随后10年里，他陆续完成了两卷本史书《希腊化时代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1836/1843），记叙亚历山大继业者的行止。以此骄人的史学成就垫底，自1857年起，德罗伊森在大学里连续17次以各种名目讲授“历史知识理论”，其大纲两次以小册子形式刊印（1875/1881），史称“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自我反省后的一个典范性的自我表达”。

德罗伊森崇拜黑格尔，在他看来，史学不是仅仅收集和解读史料，而是一门“精神科学”。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们，人类心智的力量源泉来自过去的历史，通过研究历史而形成的历史知识当是指导人类政治实践的心智力量：精神及心智力量照亮的是它所处的现实处境；它所借助的是那些除了能在人的精神中存在以外别无所寄的过去；借助它而照亮现实。（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前揭，页10）

黑格尔并非史学家，他的“世界历史哲学”不是史学而是哲学——或者说是哲学的史学化，毕竟，他并没有提出作为“科学”的史学的具体操作法则。自18世纪哥廷根学派的古典学家发展出实证的史学研究以来，德意志学界的实证史学已经取得了可观进展。对这些史学家来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无异于史学臆语。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要完成这样的使命：打通黑格尔式的“精神”与实证史料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历史研究者并不是盲目任意地在史料堆中找寻。史家必须先有一个问题，作为收集材料的前导。（同上，页21）

由于德罗伊森的讲稿在他离世半个世纪后（1937）才整理出版，他的历史知识理论更多影响的是20世纪的史学人。当时，仅比德罗伊森年长13岁的兰克（1795—1886）名气大得多。兰克虽然没有构拟一套“历史知识理论”，但他考察欧洲国家早期史家的《近代史家批判》（1824），通常被视为史学在欧洲成为一门专业科学的奠基之作，而他最著名的主张（“科学的客观性”和“无个人先入之见”）显得与德罗伊森的观点格格不入。

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

兰克不喜欢黑格尔，在他看来，作为认识过去的实证科学，史学并不能触击人类生活的普遍法则。因为，修史致力于重构的历史事实本身无不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甚至不可重复性，而且无不处于无休止的流动之中。“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格言，在史学中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尽管历史这条河流看起来总是同一条河流。

为了适应自己的观察对象，史学思维同样需要观察架构的多样性，这意味着任何史学观察都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相对性，纯粹理性在这里不可能建立起像观察自然现象那样的原则。毕竟，历史现象绝非自然现象，其中有太多而且过于复杂的人性欲望和意志冲动。即便过去的经历已经成为“历史事实”摆在那里，也不等于它就成了“客观事实”。

无论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在德罗伊森或兰克那里，历史论述（所谓“史学”）无不与现实政治相关。1854年初秋，兰克应邀为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安二世（1811—1864）上了19次世界历史课，从古罗马讲到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针对黑格尔的精神进步论历史哲学，兰克语重心长地对巴伐利亚国王说：每一个时代的价值都不在于从它里面产生了什么，而是只在于它的存在、在于它自己本身。只有当人们必须把每一个时代都看作自身有效的，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极具考察价值时，对历史的考察，尤其是对历史中个体生命的考察，才获得了完全特殊的吸引力。……\[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特殊的趋势、特有的理想。既然每个时期自身便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我们也就断乎不得忽视从其中发展出来的东西。

但兰克紧接着就说：“史学家还必须意识到各个时期之间的不同，从而考察相继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内在必然性。”人们难免会问：既然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特殊的趋势、特有的理想”，所谓“相继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内在必然性”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来的？

兰克多少意识到，史学家作为科学认知者的位置相当矛盾。他虽然声称自己在修史时会完全抹去“自我”，以便呈现历史的客观事实，但也不得不承认一切史书都是“主观的”。这意味着，历史科学的相对化不可避免，想凭靠历史认识来为生活实践的法则提供基础，根本就是成问题的。因此，兰克紧接着说了下面这句话：人类教育的理念或许本身有真理可寻，然而在上帝面前，人类每一代都有平等权利，史学家必须这样看待问题。（同上）思想史家们很容易在这里看到各种后现代主义精神的源头，这未必是兰克的教诲直接影响的结果，毋宁说，兰克的史学观体现了时代的某种“大趋势”。

兰克和德罗伊森都被后人称为“历史主义”，实际上两者的史学观点并不同调。事实上，“历史主义”是对德意志史学界出现的声调各异的史学主张的统称，而这些主张的共同之处，仅仅体现于以历史认识取代神学和哲学的规范认识的科学原则。毕竟，一切人类现象都是历史地形成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思想的彻底历史化：唯有史学能为生活世界的变迁和所有文化现象提供科学的说明。最终，“历史主义”成了这样一种世界观：人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对自我乃至对超越世界的看法，都必须依据历史来理解和解释。世上没有绝对的世界法则，一切价值观念都是历史地相对的。

有哲人看不下去了，他愤然提出异议：应该如何生活的法则来自历史吗？1874年，刚30岁出头的尼采（1844—1900）发表了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观察”——《论史学对生活的利弊》。1821年，威廉·洪堡（1767—1835）曾发表“论史家的责任”的演讲，如果说这场演讲称得上是“历史主义宣言”，那么，青年尼采的这本小册子就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为“反历史主义宣言”。

在《论史学对生活的利弊》第一节结束时，尼采对史学提出了这样的指控：就史学服务于生活而言，它服务于一种非历史的力量，因而在这种隶属关系中永远不能也不应当成为像数学那样的纯粹科学。一般来说，生命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史学的服务，这个问题是涉及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健康的最高问题和最高忧虑（Sorge）之一。因为，史学到了某种过剩程度，就会使生活破碎、蜕化，最终，由于这种蜕化，史学本身也蜕化了。一个人被败坏，还不算什么，一个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人民）被败坏，事情就严重了，遑论是有“文明”传统的人民被败坏。问题在于，史学败坏“一个民族”也好，“一种文化”也罢，往往都是从败坏“一个人”开始的。当然，这不是普通的“个人”，而是有知识欲且有才智的“个人”，他相信根本不存在“非历史的”东西。

青年尼采极为敏锐地把握到历史主义现象的实质，并对历史主义发出了强硬的思想挑战，而且在“后来显示出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尽管他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尼采在文中也没有用到“历史主义”一词，30多年前（1839），费尔巴哈（1804—1872）曾用Historismus来指称方兴未艾的史学热，并认为这种历史认知会给当下的实践生活带来损害，但他并没有像尼采那样专门撰文阻击史学热。

尽管尼采的《论史学对生活的利弊》振聋发聩，历史主义现象开始受到关注，但Historismus这个语词仍然没有流行开来。狄尔泰（1833—1911）和韦伯（1864—1920）的学术都明显与历史主义现象有关，而他们也没有用过“历史主义”这个概念。直到1890年以后，Historismus这个语词才开始逐渐频繁出现在学术文献中——据说始于经济学家华格纳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尽管含义仍然模糊。

1892年，德国学界十分活跃的“生命哲学”代表人物西美尔（1858—1918）发表了《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十多年后（1905）再版时，他又几乎重写此书。继尼采的《论史学对生活的利弊》之后，西美尔的这部“随笔”算得上是最重要的讨论历史主义的论著。他声称要致力于“像康德把心灵及其形塑能力从自然中解放出来那样，将心灵从历史主义里拯救出来”。人们读完此书才发现，西美尔实际上为历史主义做了最为强有力的辩护。从今天的史学风景线来看，西美尔堪称后现代史学精神的真正先驱。

1922年10月，特洛尔奇出版了《历史主义及其问题》，史称“历史主义”首次进入书名：“反历史主义”的号角终于吹响。此书有一个副标题叫“第一卷：历史哲学的逻辑问题”，通过论析自康德以来至刚结束不久的欧洲大战之后的历史论述，特洛尔奇提供了一部批判性的现代欧洲史学思想史。开篇的小节标题是“史学的当今危机”（Die heutigeKrisis der Historie），这表明特洛尔奇的思想史考察是出于他对整个欧洲文明危机的深切忧虑。他甚至提到英国科幻小说家韦尔斯（1866—1946）刚出版不久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1920），在他看来，这位“诗人和费边社的学生”的史书“动摇了英国的历史意识”。

特洛尔奇的《历史主义及其问题》书影

《历史主义及其问题》的副标题表明，接下来还有第二卷。但此书出版四个月后（1923年2月），年仅58岁的特洛尔奇突然病逝，第二卷也就没有了下文。随即梅尼克（1862—1954）发表书评《特洛尔奇与历史主义问题》，算是对友人的悼念。

不过，在写作《历史主义及其问题》第一卷的同时，特洛尔奇也写了一系列关于政治伦理（politischenEthik）和文化哲学方面的论文。出版《历史主义及其问题》之前（1922年初），他还发表了题为“历史主义危机”的文章。人们难免会由此推想，《历史主义及其问题》第二卷的标题很可能是“历史哲学的伦理问题”。

早在1913年，特洛尔奇就提出了“历史主义危机”问题，在他看来，历史主义将“重新唤醒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volligrelativistischen Wiedererweckung）。这尤其体现为种种激进的文化现象，比如，意大利出现的未来主义就是“以历史主义的暴力战胜历史主义”的文化行动，它“打响了反对一切史学的战争”。对特洛尔奇来说，“历史主义危机”是欧洲的统一文化价值衰落的标志，而近代史学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特洛尔奇去世前（1922）本已接受邀请，拟在1923年3月前往英国做五场学术报告。由于突然病逝，这趟英国巡回讲学未能成行。值得庆幸的是，他在1922年年底已经写下讲稿。许格尔男爵（Friedrich von Hügel）是特洛尔奇的英国之行的组织者，他随即将讲稿译成英文，以《基督教思想的历史及其应用》的书名出版。次年，讲稿的德文本出版，题为《历史主义及其克服：为英格兰和苏格兰而作的论宗教和历史哲学的五篇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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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特洛尔奇（1865-1923），德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宗教史学家，也被称为宗教史学派中的系统神学家。它在本书中抱着对历史主义危机的忧虑，精辟地分析了基督新教与现代世界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克服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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